何亚非：夯实G20“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地位

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将在28日到29日召开。世界目光再次聚焦G20及其未来的走向。G20诞生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以财政部长和中央央行行长的论坛起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下升格为元首级峰会，至今已经历30个春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G20这30年正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三十载。有几点值得深刻思考。

第一，G20是大变局时代全球治理调整和转型的产物，是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为遏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协调大国经济金融政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东升西降”或“新升老降”，尤其中国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奇迹，引起各国广泛关注。而美国对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秩序面临调整、尤其中国发展壮大产生严重战略焦虑，应对失措、难以适应。

美国再次奉行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内顾倾向和孤立主义严重，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碎片化”及“无序”状态蔓延，国际权力结构面临再平衡、全球化利益面临再分配的新局面，国际局势和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增加。

二战以来，美西方国家倡导以自由、平等和人权为保障的自由国际主义和世界政治秩序。但现在，这种“自由霸权”面临崩溃，用来应对全球挑战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制度、机制亟待调整，美国正在制定新的全球战略，以遏制中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在美国对外政策辩论中，“文明冲突论”异军突起，可能成为美主流意识形态，东西方传统冲突有可能演变为以宗教、种族和文化异同为特征的大国社会、文明对抗。国际关系进入以新全球化、新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转折期。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带来“大变局”期间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竞争形态的大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涌现，科技成果转化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主要国家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投资研发。科技能力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并上升为大国竞争和博弈主战场之一。

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爆发的，而无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当时都没能力协调解决如此重大的全球性危机。G20因其构成平衡、规模适中、囊括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应运而生，逐渐被确定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在应对和逆转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G20是中国为全面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文明挑战首次主动提出中国方案、拿出中国力气的全球治理平台，是中国多边外交积极进取、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乃至在部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试验田”和试金石，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同舟共济”应对危机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大国政策协调的人类利益共同体意识、关注发展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帮助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等等，都是中国在G20范畴内持之以恒积极推动的思想和做法。这些中国的思想和努力，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为扭转“逆全球化”蔓延、为克服贫富差距引发的民粹主义、为克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30年。中国通过G20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世界通过G20也重新认识中国。

第三，G20近年来从集中应对金融危机转向统筹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并不顺利，这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一是这些年百年大变局产生的裂痕不断扩大，大国国际合作共识和意愿减少，而大国相互猜忌和竞争增大、地缘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国际关系复杂化和敏感化削弱了G20正常运作的基础。2010年以来，除2016年中国主持召开的杭州峰会产生多项成果外，G20总体陷入进退两难境地，G20峰会宣言的内容大多流于形式，无法落实。

二是G20内在的缺陷。G20既没有常设领导机构，也没有秘书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决策和执行机制。虽然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金融监管机制等都是G20赖以落实决策的机制，但双方并无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和政策执行落实的规则，而且这些机构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并非G20成员可以控制。

第四，中国希望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更加有效、公正、公平的首要平台，并成为与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效平台，继续作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补充，为国际秩序调整做出贡献。

当前美国政府“美国优先”的利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造成中美关系的恶化，这不仅对双边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还可能使G20成为中美博弈在多边领域的“角斗场”之一，G20议程包括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衔接等，要取得进展和突破难度更大。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大国关系如何纠缠复杂、全球治理如何困难，都需克服阻力，努力支持大阪峰会取得实际成果，积极扶持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努力创造条件落实历届G20峰会的各项决定。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和全球大国，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对G20的未来有着决定性影响。两国有责任继续携手推动G20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前功尽弃，事倍功半。(作者是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整理自在“G20大阪峰会与中国利益”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