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地震预警系统管用，但也得善用

6月17日，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我国在汶川地震后开发的地震预警系统的作用再次刷屏，社区广播预报地震来袭的倒计时声令人记忆尤其深刻。有些人欢呼，这是地震预报技术取得巨大进展，甚至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重大胜利;有些人则吐槽，地震还没有造成损失，但惊人的警报声就把人吓得魂不附体……

仅从地震预警而言，这次四川地区的预警系统付诸“实战”是个好事。第一，表明这个机制确实运行起来了，而且确实起到了预警效果;第二，也暴露了我们很多人虽然见识过地震带来的破坏性，但在日常中接受灾害应对的训练还比较缺乏。

地震是一个规律尚未完全被人类所掌握的致灾因子，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地震造成的危害与影响愈发具有复杂性、连锁性和系统性。因而，防震减灾是应急管理领域难度较高的一个课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也是一个试图驯服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过程。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9.0级大地震的发生催生了地震学，地震“天谴论”的神话被彻底抛弃。时至今日，面对地震，人类依旧难以研究、摸索出其产生的规律。

在我国，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防震减灾部门坚持不懈探索地震短临预报难题。但是，科学的突破往往难以短期内实现。面对这一现实，国内将地震预报与预警区分开来：地震不能预报，但可预警。预报是基于地震没有发生，而预警则是基于地震的影响没有发生。

地震预警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一门讨巧的技术，即利用地震的纵波和横波或地震波与电磁波的时差。当地震发生后，纵波传播速度快，但破坏力较小。在传播速度慢、但破坏力较大的横波来临之前，这个系统可以告知、敦促公众逃生。同时，地震波从震中向外扩张，捕捉到地震发生的仪器发出的电磁波速度要快于地震波。这个速度差也可以为公众逃生争取一定的时间。地震预警系统并非我国独有。早在2007年10月1日，日本气象厅就开始为公众提供地震预警服务。不过，日本将其称之为“地震紧急速报系统”。

当然，任何预警系统都是存在局限的，地震预警系统也不例外。地震发生作用时间很短，给人预留的响应时间仅有几秒到几十秒。预警如果要发挥作用，社会公众在获得预警信息后，需要在短时间内采取近似格式化的避险行动。而且，离震中越近，提前预警的时间越短，但地震可能造成的破坏却越大。在距离震中较远的地区，如果社会公众不能够理性应对，而是慌不择路地采取不适当的逃生行为，反而会引发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是过去对地震预警工作产生困扰、束缚的因素之一。

严格地说，预警的前提是预测。基于预测，人们编辑并发布警报信息，是为预警。然而，一个完整的预警流程要止于公众的适当响应。预警系统不仅包括技术维度，也包括制度和文化维度。在接到预警信息之后，公众如何进行研判：是空袭警报，还是地震警报？确认为地震警报之后，公众是否会手忙脚乱或无动于衷以及有无就近、安全的避难场地，这些都不是单纯凭借技术可以解决的。例如这次宜宾地震，四川一些地区发出的地震预警就让不少当地民众有些惊慌失措。

不仅如此，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人们带来便捷，也可能是麻烦的制造者。2018年1月13日，美国夏威夷公众接到导弹来袭的手机短信预警。后来证实，这是值班人员将演习误判为实战的结果。试想，倘若由于雷击或故障等因素引发地震预警系统发出空警、虚警，其挽救、弥补措施也不是技术系统和手段自身就可以解决的。

人类对不确定性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而且，任何事物经过信息技术的“加持”后似乎就会变得“法力无边”。当地震预警系统的威力彰显后，人们为之而流露出更加自信、乐观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技术至上主义的论调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一个有效的地震预警系统，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被镶嵌进应急管理系统之中并与应急制度、安全文化建设相互兼容。

最起码，以下三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强化公众的避震防灾意识、知识和技能，确保接收预警信息后公众做出适当的反应，避免产生过度恐慌。可能第一次我们会惊慌，但第二次就会变得有经验，知道在这宝贵的十几秒甚至几秒时间里，最应该优先做什么。第二，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确保公众有安全的场所可躲。第三，经常开展应急疏散演练，确保逃生行动有序，不至于引发混乱或踩踏。

总之，地震预警系统要发力，必须克服技术至上主义的迷思,因为地震预警系统只是地震预警政策的一项技术性工具。而在地震预警政策的“工具箱”内，可能还有其他必不可少的选项。(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