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日美贸易战留下的重要启示

日美两国的贸易纷争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断续存在，而集中爆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除了常规的钢铁、汽车、纺织品等货物贸易摩擦之外，涉及高新技术的贸易摩擦成为日美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问题。面对来自日本的传统贸易和新兴高科技贸易威胁，美国在80年代开启了对日本全方位、多层次打压的进程。具体说来，除了常规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还综合利用政治、金融等多重手段来实现打压对手、维护霸主地位的目的。

日美贸易战首先反映的是两国经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美国对日本的企业进行经济制裁是常规手段，美国自1974年出台“301条款”之后，日本是冷战期间最频繁遭受 “301条款”调查的国家。有数据显示，1975-1997年美国共对日本实施过16次“301条款”调查，其中多数调查以美国方面成功、日本被迫妥协让步而告终。“301条款”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贸易对象国的出口补贴、贸易自由化措施、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这些都是日本对美贸易所惯常采用的政策，因此对美国来说是一道杀手锏、屡试不爽。

在“301条款”调查以及常规政府制裁等手段无法有效缓解对日贸易赤字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在货币金融等政策领域向日本开刀。1985年，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此后不久，日元大幅升值近50%以上，而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已经超越了贸易摩擦本身。对于美国而言，其初衷是迫使日元升值，进而获得对日本出口的比较竞争优势，同时刺激日本增加对美国国内的投资。然而，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幅有限，而日本通过投资和并购“买下美国”的现象却大量发生。姑且不论日本对美投资并购的成效如何，从心理上而言则造成了美国民众对“日本威胁”的恐慌，贸易摩擦陷入恶性循环。

除了上述微观领域的制裁和打压之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美国从来都不认为日本是成熟的自由市场国家。美国认为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来自于日本的体制内部，因此更多地是以接近“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促使其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日美两国达成“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最终的结果则包括日本在涉及流通制度、投资壁垒、出口管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在涉及农产品等领域的开放市场原则，为此后美国产品大举进入日本市场奠定了基础。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开始有意识、分阶段地对其经济结构、行政结构进行改革，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之间激进的“结构协议”，则中断了日本内生性结构改革的进程，并影响了1990年代日本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美国对日本的恐慌，除了上述结构性因素之外，当时日美之间技术差距缩小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1983年盖洛普公司针对美国公民所做的舆论调查显示：每4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认为在先进技术领域，日本是美国“最具威胁”的挑战国。1983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告称：在5个高新技术领域中，美国只在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而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方面则落后于日本。由于美国科学技术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使美国在高级军事技术方面越来越依赖日本。以半导体领域为例，70年代美国企业占据世界半导体市场的绝对份额，而1988年美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跌至36.5%，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则达到了51%。

日本在90年代因“泡沫经济”的崩溃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日本经济的衰退虽然有内生性的原因，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和制裁显然也是不容忽略的外在变量。日美贸易战旷日持久，直到今天贸易赤字问题仍然是掣肘两国的结构性问题。可以说，80年代的贸易战对日本而言既是“前车之鉴”，也是“现在进行时”。

由此观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注定将是一场持久战。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是一面镜子，它既折射了当年美国霸权的蛮横无理，同时也折射了日本作为追赶者的唯唯诺诺。如今30多年过去，美国还是像当年那样蛮横，而日本却早已不是那个拥有大国雄心的追赶者。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在贸易战中的常套伎俩和傲慢态度非但不能忘记，更应该警惕和警醒。无论是美国在经贸政策上对日本的打压，还是日本积极亦或者消极的应对，都对30年后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