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欧洲议会选举折射时代之变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在全数751个席位中，传统上统驭欧洲议会近40年的左右两大势力，右翼人民保守联盟和左翼社会民主党联盟丧失主导优势，两党席位总和首次低于半数。人民党党团预计获得180席，比上届议会减少41席。社会党党团预计获得146席，痛失45席。排在第三到第六位的分别是自由民主党党团(109席)、绿党党团(69席)、民主与改革党党团(59席)以及极右翼的民族和自由党党团(58席)。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地动山未摇”

在笔者看来，此次选举结果可以说地动而山未摇。所谓地动，是指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自1979年欧洲议会直选以来被打破;所谓山未摇，就是疑欧、反欧派未如担心的那样占据多数席位。选结果出炉后，原出身温和右翼的法国现总理菲利普在评论结果时这样说道，“传统的政治分野不复存在。”

欧洲议会选举折射时代之变、西方之变与政治之变，是未来与现实的对决。

之所以是时代之变，在于全球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元的;不再是进步的，也可能是保守的;不再是唯一选择，而是区域、民族、民粹多种选项。西方之变则表现为，欧洲联盟越来越成 “民族联盟”，而不可能是“欧洲合众国”。正如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对现状不满的折射，民粹主义在欧洲抬头，但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在对待移民及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上显然是不一致的，美欧也难以一致，欧洲一体化、跨大西洋协调越来越难。至于政治之变，则是政治极化与碎片化成美欧政治普遍现象，政治观念在年轻人的绿色生态气候未来导向与中老年民族主义诉求之间冲突，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年轻人希望留欧而中老年人希望脱欧。

本次欧洲议会大选投票率创多年来新高，很大程度上受英国脱欧、美国政策刺激的影响，归功于35岁以下年轻人的投票率有很大增长，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投给了绿党。欧洲选民尽管对现状不满，但需要跨国进行欧洲协调才能解决，只是方式方法上分歧严重：右翼民粹主义者希望尊重国家主权。

欧洲内部面临新的博弈

随着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工作结束，欧洲主要领导人和政治力量已开始就欧委会主席等欧盟机构重要职位人选展开联合与博弈。总的看来，博弈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

一是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博弈。人民党党团以180席拔得头筹，认为按照民主精神，该党候选人担任欧委会主席顺理成章。人民党党团竞选协调人墨菲表示，本次欧洲议会大选投票率创多年来新高，证明欧洲人民对欧委会主席等重要事项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各方应尊重人民作出的选择。而社会党党团、自由党党团、绿党党团认为其所获得的324个席位总数理应打破人民党党团对欧盟机构重要职位的垄断。

二是欧洲议会同欧洲理事会就“领衔候选人”制度的博弈。欧洲议会声称，“领衔候选人”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应予以尊重和执行。而欧洲理事会始终将提名欧委会主席视作不能丢失的阵地，表示不能也不会遵从“领衔候选人”制度。目前看，力挺“领衔候选人”制度的人民党党团在欧洲理事会中拥有9个席位，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已被冻结，且其本人也反对“领衔候选人”制度;马克龙加入的自由党党团连同社会党党团在理事会中总共占据15席，“领衔候选人”制度是其掣肘人民党党团的重要抓手。

本次选举中，中右和中左丢失大量席位，令曾经无望染指欧盟机构最高领导职位的自由党和绿党党团看到了曙光。布鲁塞尔有传言称，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欧委会主席花落人民党党团，理事会主席由社会党党团候选人担任，而欧洲议会主席任期分为两个两年半，分别由自由党和绿党党团人选担任。

曾经的西方政治正在离去

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再到欧洲议会选举……种种情形表明，那个我们熟悉的时代、习惯的西方、熟知的政治正在远离我们。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单边主义的美国”、“蛮横的俄罗斯”和“强硬的中国”成为话题，这对中国而言是新现象。与以往相比，中国被以从未有过的频率提及，且基本上是以一种负面的、对欧洲可能造成威胁的角度涉及。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在近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

此“三变”也带来对欧工作的烦恼。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6日采访欧洲议会对华政策咨询人士，后者指出欧盟未来将继续对华采取“迂回拒绝”方式。欧盟机构正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权力扩张，但目前改革仍未成功，欧盟机构在对外经贸上拥有专属权限，而在外交等事务上只能进行施压。在对华合作的问题上，欧盟不会像美国那样，明确地表示接受或不接受，支持或不支持，欧盟的态度肯定是非常模糊的，这主要是由欧盟的“政治正确”原则决定的。基于该原则，欧盟永远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说“不接受某个国家的技术，因为这个国家不值得信任”。但这并代表欧盟不会有所行动，甚至正相反，欧盟会通过别的方式和形式采取措施，达到在具体对华合作问题上“既不接受，但也非百分百拒绝”的效果。目前的新形势是，欧盟希望改革决策机制，未来在对华关系上可能不会再采取以往的“全体一致”原则，而是采用“多数通过”的方式简化决策过程。这可能会让中欧关系出现较大逆转。(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