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商业银行绝不能脱离群众和市场

近日，具有相当资产规模的包商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受到社会关注。中国金融风险应该如何判断？为应对中美贸易战以及经济下行压力，金融行业应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实体经济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在于经济内生性效率提升，必然伴随着对低效率产能的淘汰，金融体系也是如此。一方面，市场应该坦然面对个别金融机构由于经营不善而被淘汰的现象。而且，货币当局和监管机构接管问题银行，只是妥善处理包括储户在内的诸多后续债权债务问题，而非对其“输血”挽救。2019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社会各方已经习惯于过去几年钢铁、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被淘汰，金融行业“去产能”也是件必然发生的事。个别产业资本通过控制金融牌照为自己融资，违背了金融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需要充分监督和规范。

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出现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小。中央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力，并非仅仅依靠行政权力，而是基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以笔者近期对多个省份的调研发现，虽然很多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被政策抑制，但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消费升级和消费细分依然强劲。以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水果市场的数据为例，虽然今年以苹果为代表的很多水果价格上涨明显，但是县乡两级的消费能力和增速都让经销商始料不及。金融行业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结构调整，金融终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可期，可是为什么中小企业总是感觉金融支持不够呢？甚至有抱怨称，规模化的商业银行对县乡两级企业的服务基本是缺失的，难以适应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升级。这种金融服务的错配，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个别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而被淘汰的根本原因——“脱离群众、脱离市场、资金空转”。商业银行要发展，不能只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只盯着房地产信贷政策放松，靠所谓“同业通道”扩充规模并粉饰风险，而是要“俯下身来”服务实体经济。

归根到底，还是过去二十年商业银行的钱太好赚了。房地产相关企业依赖土地做抵押，各级政府依靠“增量资产货币化”的发展模式，“土地+国有”经济成了银行的“金牌客户”，信贷自然不喜欢有经营风险的中小企业。但是，几轮财政刺激计划和“保增长”投资，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平台和部分国有企业遗存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借新还旧”维持资产负债表，很多大银行都有“空转”的货币和资产，严重降低了利率传导效率。未来几年，除了个别商业银行资不抵债退出市场，更多的商业银行需要把业务团队推向市场、用新业务化解这些“空转”货币、挤出资产“水分”，靠新模式实现转型升级。

各级政府同样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挑战，需要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带动本地就业;而缺乏专业智库、专业金融的产业发展格外困难，时常闹出用公共财政补贴“骗子项目”的笑话。从消费增速的细分市场观察，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的县域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领域，需要专业的金融机构通过结构化的融资产品激发企业活力。县域政府希望引入市场化资金，为政府引导资金“加杠杆”、共同承担风险;市场化资金也需要县里通过引导基金为项目风险“加安全垫”，无疑给金融中介带来了业务机会——通过将县域经济“小、碎、细”的项目集中管理、股权债权相结合，是金融中介应对最基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最佳路径。

省一级政府也不宜直接用公共财政补贴产业项目。投资项目需要对现代经济新兴产业持续跟踪研究，以便判断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近期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很多外向型的中小企业都面临资金、资本的困难。营收下降的同时，却又是转型升级的关口。省级政府需要创新的市场化手段与针对性服务，这与政府通过商业银行“圈地、融资、修路、盖房”的传统模式有着本质区别，需要综合利用融资租赁、股份质押、直接融资等金融手段。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重庆、山东等省级政府通过本省股权交易中心，为已经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登记托管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将政府引导基金、商业银行资金等多样化资金聘请专业化团队集中管理，针对诸如出口类企业、设施农业、装备制造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解决更广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总之，应对贸易战和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提高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需要紧贴市场的现代金融服务。这无疑为商业银行转型提供了机遇，通过直接融资产品和机构组织创新，不断积累各行业和区域经济的研究能力，服务中国多层次的消费升级市场，用优质资产逐渐化解体内的不良贷款风险。(作者是中证焦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