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颠覆式创新需要“科学伯乐”

过度依赖和学习他国的创新技术已无法满足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虽然我们很早就认识到创新对中国发展全局的作用，但在学习和模仿的红利极为丰厚的时侯，不少企业只是把创新当成一种政治正确，极少有真正去实现的。当美国的贸易霸凌把我们逼上了必须通过创新求发展的道路时，中国是否可以借此实现真正的自主创新？

提到创新，人们自然想到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才，二是研发投入。

2018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为820万，而2017年以色列人口总量为871.2万。中国一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已经接近以色列总人口。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2014年发布的《国家创新蓝皮书》指出，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25.3%，超过美国研发人员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例(17%)，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达17606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1992年至2017年年均增幅达到20.3%。超过同时期GDP年均增速(现价)5.3个百分点。按汇率折算，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先后超过英国、德国，并于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有这么多的研发人员，研发投入也不能说少。近年来在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除了存量劣势之外，创新所需要的一整套符合科学创新规律的体制、理念和评判标准(创新体系)缺乏也是一大原因。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研发体系，却没有能够将其转向强大的创新体系。

中国的研发体系长期以模仿、跟踪、学习为核心，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阻碍创新的机制和制度。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把跟随型的研发补课看作是创新。“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等就是相当好的成就。这在过去是相当有效的，但在今天却成为根本性问题。我们没有系统地理解科学是什么，也没有去认真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创新规律。

创新，尤其原始创新是对基本技术原理的突破，因此，其思维方式需要回归科学问题的起点。这是具备原创性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往往对科学的本质甚至哲学有深刻理解的原因所在。创新型研发人才与跟随型人才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有重大区别，因此，并不是只要在具体知识上具备专业能力就可以成为合格的创新型研发人才。这首先对我们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提出重大挑战。创新是有规律的，现代创新都是在科学范围内的创新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对科学的认识规律有深刻研究与理解的人才。日本当年受到贸易战压力不得不转向创新过程时，进行了大量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而我们今天大量地在提创新，却极少有人研究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规律和能力是如何进行培养的。

如何去判断和发现创新更是一个巨大难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创新很难，而准确地发现与有效判断创新更难。创新就是形成原来没有的技术和知识，它们常常超出业内专家的知识范围。因此，即使是业内专家也往往难以有效完成这个任务，尤其是本身就不具备创新能力，并受到流程、技术标准等规范深刻约束的专家。

发现和支持创新需要有一整套机制。硅谷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他们有一大批专业的天使投资人。这些人大多是企业经营者，懂专业技术、市场和管理。他们用自己的投资进行判断，并且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市场和管理能力去支持创新走向市场。而我们至今依然深度依赖跟随型研发时代的“专家评审”机制。徐匡迪曾说，中国的颠覆性技术都是被专家“投”没的。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现代科技的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创新大量产生于跨界产生的融合。马云不是学互联网的，但却推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成为现实。而中国许多高校和行业至今在学科边界和专业边界上深沟高壑。

时不我待，中国的科研人不能再满足于追求表面的话语正确，现在是必须要下大力气深入研究创新规律和建设创新体系的时候了。(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