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华盛顿“不留余地”的策略难走远

这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美国优先”为准则，追求美国绝对胜利、绝对安全的目标，对他国利益和国际局势带来突如其来的冲击。作为曾经的全球化领头羊，美国政府主动向别国施以贸易霸凌手段，破坏各国间自由贸易的信任基础。作为自称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警察”，美国频繁挥舞军事和经济大棒，激化本已紧张的国际局势。在美国政府看来，这种“可控混乱”正是实现“美国优先”的要义所在，但在他国看来，这种策略正在动摇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基石，将产生长远的负面效果。礼崩乐坏而人心不古，这种美国制造出的动荡最终也将吞噬美国当前取得的些许“成果”。

美国政府在外交领域似乎丝毫不留余地。国际经济方面，同时推翻与北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默契，甚至威胁退出世贸组织。退约和毁约是一种策略，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重修新约为美国产业界争取更优厚的待遇，扩大美国的涉外执法权和裁量权。这些谈判的结果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公平、互惠互利原则。国际治理方面，也是几乎退出大多数与其主张相悖的国际组织和协定，拒绝承担国际责任。

安全方面，几乎对所有“敌手”同时挥舞大棒，以清除美国所有外部安全风险为目标。美国政府先后对朝鲜、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极限施压”手段，有意向外界释放美国可能对三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号。以经济制裁为绳子、以军事威慑为棒子成为当前美国政府独特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试图让对象国面临经济萧条和精神紧绷的双重压力，从而被迫接受美方的安全要求。

科技方面，率先采取“科技保护主义”，改变全球科技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大势。这届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突出了美国科技资源对美国军事实力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种优势不能被他国所共享。美国商务部更新了出口管制制度，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列入管制名录，不仅不对美国的主要竞争者出口，甚至也将限制对美国的盟友出口。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无端打压和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友好措施就是这种“科技保护主义”的明证。

这种不留余地、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强势的做法，可能部分源于总统特朗普过去的商业实践。这种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策略和认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信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所持主张大体类似。虽然这些政策给国际社会带来不少波澜，但美国学界和智库界总体上认可其根本逻辑。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整体上打了及格分，其中最为强硬的几个政策甚至获得了更高分数。

基于这种国内评价，美国政府很可能继续将这种“绝对”策略发扬光大。该策略的要义在于合纵连横，基于议题和立场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同时尽量破坏国际社会对共同关心议题的合作。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逐步瓦解国际共识，让国际秩序碎片化，演变为类似于企业间一对一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优先”就不再特殊，美国相对的国力优势也能尽量施展，激化国际局势不会带来连锁反应。

然而，这种策略同样存在三个不可控的风险，美国这一轮通过单边主义巩固霸权的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将国家间竞争比作商业竞争容易让竞争失控，影响本国的理性决断。商业竞争之上有法律、政府和行业协会作为约束，而国与国之间竞争并没有更高的约束机制。这意味着国家间竞争很难缓和，竞争烈度将不断加大，甚至产生一些超越底限的行为。美国政府并没有设想这种竞争会走多远，性质会演变到何种程度。近期，有美国政府官员公然发出“文明冲突论”的危险信号，足见竞争已经开始让美国政府的决策层陷入情绪亢奋的状态。这种情绪很可能促使美国做出高风险的政策选项。

第二，美国或许高估了他国对于“大棒”的恐惧。美方认为，其他国家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最终必然向美国让步，满足美国经济、政治或安全诉求。而美国从这些让步中获得的利益反过来会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力和强势地位。但从历史经验看，一国显然不一定会在军事压力或经济打压下服软，相反这种压力很可能让对象国更加团结地采取对抗性措施，让施压国承受比预期更高的成本。

第三，美国低估了重新塑造国际秩序的难度。美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先破后立，在不断破局后建立对美国更有利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安排。然而，国际秩序和制度依赖于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和普遍共识，一旦旧秩序失去作用，新秩序往往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形成。美国追求绝对安全或绝对优势的做法，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多极化和权力分散的整体趋势。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可能并不能等来一个更有利于美国重建一超地位的局面。美国主动丢弃了指挥棒，再捡起来的时候会发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