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马伯庸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写作没有特别技巧，唯手熟尔
本报记者 李司坤
今年3月23日，796件套意大利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在中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踏上回家之旅，并于4月2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民众见面。自2007年意大利文物宪兵在本国文物市场查获这批中国文物艺术品算起，经过12年的漫长追索，国宝们终于回家了。
似乎是对这批文物回归祖国的预热，今年年初，网剧《古董局中局》在国内热播。该剧改编自“文字鬼才”——被称为“马亲王”的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流落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则天明堂玉佛头”在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历经重重考验回归祖国的故事。在《古董局中局》中，古董这一小众爱好被上升到家国情怀的高度，融入爱国的宏大叙事中。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马伯庸表示，一部小说不能只有技巧，它还应该拥有某种情怀。
灵感来自民国案子
环球时报：在《古董局中局》火前，古董圈还是比较小众的领域。请问您为什么会构思一部古董题材的小说?
马伯庸：我最早是翻民国报纸上有一个案子，讲一个人卖了佛头给日本人，结果被抓起来枪毙，之后大家发现那个佛头是假的。这个人出于什么动机卖的，知不知道这佛头是假的，枪毙后有何影响，一概不知。小说家对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可以展开很多遐想。那时鉴宝节目很流行，我想不如把这两件事做一个结合，用通俗的方式讲述一下古董行当的密辛。
环球时报：在您的小说中，古董这份“小众情调”被上升到家国情怀的叙事高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宏大的“鉴宝宇宙”以及“文物保卫战”，这样的创作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马伯庸：我认为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有“术”和“道”。“术”是指小说选题、叙事技巧、文笔渲染、人物塑造等方面，保证作品的可读性，是技巧。但小说不能只有技巧，还应该拥有一些作者想要表达给读者的想法——就是语文课上要总结的中心思想。读者除了阅读愉悦之外，应该在作品里寻求情感上的共鸣，这就是“道”。单纯的古董鉴定只是分辨真伪，但当我们把这种原则上升到人生哲学，就能看到其中折射出很多人性的善与恶。把个人追求上升到家国情怀时，就能从古董里看到国运兴衰以及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挣扎。以术言道，以道托术，这样的作品才算完整。
环球时报：在《古董局中局》系列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个角色身上最有您的影子?
马伯庸：我最喜欢的是许一城，他是我内心最完美、最理想人格的一个具现。我在他身上能看到对鉴古的追求、对家国的热爱、对真理的执著以及甘愿牺牲的伟大精神。我自己变成许愿就可以了，没什么野心，但遇到事也不缩。
有了兴趣，就有研究动力
环球时报：《古董局中局》有着大量关于古文物保护、鉴定的细节，近期马上要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又有大量对唐代长安城的城市、生活以及官制的详细描写。对于一个陌生的知识领域，您有什么学习经验可以分享?
马伯庸：我在事先会有所积累，决定开笔之前，还会花很长时间收集资料并消化。这是一个苦功夫，没有捷径可走。读书的多寡，决定了作品的高度。我写《长安十二时辰》时，用Excel绘制了一遍长安地图，并把每一坊里出现过的设施与名人轶事都分门别类标进去。这样浏览这张地图，就仿佛徜徉于长安城，感受到当时生活的温度。
想要快速掌握一个陌生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动机，有了动机，就有了动力。有一本书叫《隋唐两京坊考》，是考证长安城最精细的书籍之一，但非常枯燥，我好几次读都读不下去。但决定写《长安十二时辰》之后，我对长安城充满了创作的渴望，再去读那本书便不忍释卷了。
写作没什么特别的技巧，唯手熟尔。写作是个创意行业，但也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让语感更加敏感，对文字的运用更加纯熟。每次写完一段以后，冷藏三天，会发现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像葡萄酒一样，三蒸三酿，才会有一篇流畅可读的文章出来。
环球时报：如今很多包括您在内的热门小说作者，都是从原工作单位出来专门从事写作的。但真正能成功的还是少数。对于那些有本职工作，但又有着创作才华的年轻人来说，该何去何从?
马伯庸：先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写。别借口说没时间，雷锋同志说过，要发扬钉子精神。如果你觉得写作是个苦差事，那我建议还是别干了。写作和搬砖不一样，要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没法获得读者的喜爱。
环球时报：如今，原创小说转影视已是当下一大趋势，生产出来的作品质量良莠不齐。在您看来，小说转影视要想获得成功，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马伯庸：我觉得不必拘泥于“忠实原著”。小说是文字表达，影视剧是视频表达，两者之间的转化必然要有所变化。对影视工作者来说，最初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搞清楚小说本身最大的魅力在哪。老版《西游记》电视剧里原创了一段情节，孙悟空走投无路，去找菩提老祖，却只看到一个空空的蒲团。这段在原著里是没有的，但观众非常喜欢，因为它开拓了这个角色的情感世界，让他更接近于人。
不能忽视历史中社会底层的思想
环球时报：这两年来，故宫、《国家宝藏》、海昏侯墓等文化主题不断成为大众焦点，《古董局中局》也做了很多文创产品的开发授权。您怎样看待这种热潮?
马伯庸：《古董局中局》最近推出一套解谜日记，以古董鉴定为主线，给读者提供有趣的文史谜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事，随着传统文化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我们需要用各种方式来吸引他们的兴趣，让更多人体会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环球时报：您的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大受好评，作为一本历史科普读物，在严肃阅读被不断唱衰的当下，您怎样看待这本书的火爆?
马伯庸：说实话，我挺意外的。本来我只是把这几年一些研究成果做个合集，春节期间我还问编辑：“咱们这书卖了三个礼拜，怎么也有5000册了吧?”编辑说：“现在都快7万册了。”
现在回头想想，这本书走红，大概是因为读者看到一些和主流历史书不太一样的内容。长久以来，历史在大家的印象里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一小部分精英，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
《显微镜下的大明》把视角放得很低，书里的六件大明朝案件都是民间琐碎小案。但在其中，我们能看到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给读者提供一些不同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