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镭：“背向亚洲”是澳大利亚的危险歧途

澳大利亚本月18日将举行议会选举。 前总理基廷近日在为工党站台的竞选活动中尖锐批评该国一些政府机构和人士，说他们无中生有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已经“丧失了战略方向”，正将澳大利亚引入“背向亚洲”的危险歧途。基廷是澳大利亚公认的最早倡导并身体力行“面向亚洲”战略的政治领导人。正是他的战略敏锐性和高瞻远瞩，为中澳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建立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奠定基础，也为澳大利亚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避免沦为“贫穷的白人垃圾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澳大利亚的“亚洲威胁论”并非新鲜事物，也不是一成不变地专门针对某国，而是随着亚洲国家的交替兴起而不断变化。自1901年立国以来，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和军方人士便固执地渲染“亚洲威胁论”。只要哪个亚洲国家强大，便会被他们扣上“威胁论”的帽子。

19世纪后期，已经外强中干的中国大清王朝就被扣上过这顶帽子，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清政府却束手无策作壁上观。日本此后便替代清王朝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直至1945年二战战败。同年获得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因拥有众多人口和较强的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潜力，而被澳大利亚视作新的威胁，两国关系因澳大利亚的遏制和霸凌而长期龃龉。

澳大利亚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固执地渲染亚洲“威胁论”，主要源于对自身安全的忧心和对地区霸权觊觎的野心。澳大利亚的安全忧心源于其对澳洲大陆原住民土地的剥夺。由于国土来源缺乏合法性，因而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会循其例，夺其地。澳大利亚的霸权野心则源于“白人至上”的偏见，以为自己的血统较亚太地区其他人种更为高贵，因而想在亚太和南太地区建立次地区霸权体系。

正是基于这“两心”，澳大利亚自立国以来先后与英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军事同盟，以保障自身安全，并称霸亚太;正是基于这“两心”，澳大利亚才较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倚重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一场不落地积极参与由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战争，对美国表现出其他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忠诚”和“亦步亦趋”;也正是基于这“两心”，澳大利亚某些政府机构、政客和军方人士才长期固执地渲染亚洲国家“威胁论”。

势易时移，今日的亚洲早已不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亚洲了。今天的亚洲不仅经济上充满生机与活力，而且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推动世界向着进步、繁荣与和平的方向不断前进。自基廷政府于上世纪90年代初倡导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澳大利亚也因此取得经济持续繁荣、人民生活水准位居世界前列、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的成就。

经济上，亚洲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据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统计，2018年，中、日、韩和印度是澳大利亚前四位的货物商品出口目的地，占澳大利亚商品出口总额的61%，而位居第五位的美国仅占澳货物出口总额的3.9%。汇丰银行预测，到2020年，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出口将占其出口总额的85%。中国早已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对华六周出口额超过其对英国的全年出口总额。澳大利亚服务业对华出口额超过其对英、美服务业出口额之和。由此可见，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就没有澳大利亚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和人民富裕。

政治上，亚洲是澳大利亚参与全球治理、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最为坚定的伙伴。由于四面环海，经济体系不完整，澳大利亚一直视国际贸易为立国之本。任何损害全球经济治理和贸易自由化的举措，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某些西方国家近年来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和潜在伤害甚巨。澳大利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比如著名学者罗震(James Laurenceson)就曾多次公开演讲，展示澳大利亚和亚洲在推进全球治理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问题上极其相似的立场和政策。

即便是在澳大利亚异常关注的安全领域，亚洲新兴国家多在探索有别于西方大国崛起模式的新路径。中国已经不止一次向世界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出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理念。笔者在国外工作和生活期间，亲眼看到许多普通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给予赞誉，认为这是国际社会之福、普通民众之福。

以上分析表明，澳大利亚某些机构和人士为了一己私利大肆渲染“亚洲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确是“丧失了战略方向”。这也充分说明，西方某些人士虽然身处新世纪，但头脑仍浸淫在冷战、甚至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这最终会危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作者是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