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改革仍是当前经济领域重点工作

一系列支撑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先后出台，经济措施的口径和方向发生转变，由“从紧”转向了“松紧适度”。

周子勋

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旅游消费超预期局面显示我国实体经济仍在平稳运行。据文化和旅游部5月4日披露数据显示，假日期间，我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按可比口径增长16.1%。

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尤其是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达51%，表明制造业生产、需求仍在稳步扩张。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95.2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大幅回升(1至2月份为同比下降14.0%)。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4%，而近日陆续公布的各省份经济数据也显示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减缓。广东GDP同比增长6.6%、浙江增长7.7%、江苏增长6.7%，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放缓的趋势有所缓解;天津、重庆等2018年增速下降较快的省份，状况有所改善，一季度增速达到全年预期目标。经济平稳运行说明政策效果开始显现。

当然，中国经济运行仍存在一定隐忧。比如尽管第三产业用电(10.2%)和居民生活用电(11.0%)仍保持较快增长，但是总体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5%，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4.3个百分点)增速放缓，特别是工业用电增幅的大幅度下滑，从侧面反映当前工业生产的形势仍较严峻，显示了实体经济存在隐忧。再如新一轮钢铁产能过剩抬头值得警惕。过去三年间，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提前两年完成了1.5亿吨的去产能上限目标。但新一轮产能过剩抬头。多家钢铁上市公司近日陆续发布了2019年一季度的业绩预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呈下滑态势，其中不少更是下滑超过70%。而2018年，钢铁行业一度取得历史最好的业绩，实现利润4704亿元，同比增长39.3%。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五届钢铁产业发展战略暨钢铁产品产需研讨会上，市场普遍认为，这一轮包括地条钢在内的产能去掉之后，新的一批产能正在上来，包括调整产业局部造成的产能增加，以及搬迁重建，还有一部分地条钢转化为合规的电炉炼钢，预计未来2-3年内，新增的炼钢产能要达到2亿吨以上，可能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此外，银行业市场失灵成为民营企业“融资难”和“抽贷死”的真正原因。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仍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诚如专家所言，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并不牢固，仍存在下行压力，必须特别注意防止金融风险。当前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在于结构性供求失衡难以解决。事实上，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微妙变化。可以看到，过去谈体制性问题主要是在学界的改革讨论中，如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层面明确“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因，其影响超越“周期性”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新提法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会随之出现改变，这也关系到产业发展和企业发展的环境改善问题。

按照以上逻辑，中央高度强调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加大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比如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市场化来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而国企改革是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判断中国是否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试金石。近日，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提出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主要举措。此外，在中央集权之下适度放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调整政府职能，管理好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应当注意到，5月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政府投资条例》，7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到，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5月1日，银保监会又公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具体的新措施。这些重磅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央已经就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开始改革与调整。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年”，在这一年中有“建国70周年”、“人民海军、空军建军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澳门回归20周年”、“中美建交40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等大庆活动。假日经济以及政策稳定的需要，一系列支撑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先后出台，经济措施的口径和方向发生转变，由“从紧”转向了“松紧适度”，包括“精准滴灌的放水”以及“减税”措施的推出，可以预料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略微超过2018年的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