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县域振兴需创新基层激励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社会的地位愈发重要，无论是各级城镇在空间和人口结构分布合理化，还是现代农业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县域经济都是最最关键的一环。

放眼广大中西部地区，初期城镇化红利消失的县域经济，依然在寻找转型升级模式;即便是在东南沿海，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得更加迅速，县城里的干部除了常规工作，还要应对网上舆情、中央和省市各上级单位调研考核，日常负荷远超“996”，加之收入改善和建设成就感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迫切需要创新的激励机制凝聚优秀的人才——很难想象，优秀人才持续流失的基层干部队伍，如何应对县域经济振兴的挑战？

笔者在过去十年间，调研过全国各地几十个县城，深刻感觉到今天的城镇化进程已经不再是单向的，绝大多数县城周围“圈地开发”的模式走不通了。这种新形势下，县域经济要发展，必须全方位调动各个层面干部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要注意协调不同“身份”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县域经济的发展，政府带头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是很多企业下决心到县里投资的关键。对于一个投资项目，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的态度至关重要，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空降兵”、任期有限;有经验的企业家为了“长远打算”，往往也要积极争取“本地籍贯领导”的支持。而且，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一般都有“挂职干部”，很多时候也会让不了解中国特色的县域“政府领导格局”的投资者困惑。

这种普遍存在的激励机制困境，对于县里的“空降兵”领导，往往追求短期能见效的大投资项目，很多时候不得不让县里背上长期负债、甚至要牺牲“青山绿水”，与本籍干部长远利益形成冲突;反观本地籍贯干部，虽然也很想引入良性发展项目、造福故乡，但本人 “上升通道”狭窄、容易看到“玻璃天花板”、做多错多，进而趋利避害地选择“懒政、堕政”。因此，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靠带头人，根本上还是要协调不同群体带头人的激励机制。

以地处中原大地的兰考县为例，历任县领导班子都秉承焦裕禄精神发展兰考经济，协调不同“身份、背景”班子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受益于国家脱贫攻坚的政策优惠，兰考县这几年受关注度高、挂职干部多、发展特别快，离不开“三种背景”县领导优势叠加：中央与河南省到兰考挂职的干部拥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的企业、资金、项目资源，引入了包括荷兰技术的褐菇种植等现代农业项目;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则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协调张庄乡等基层组织土地和就业——两者缺一不可，都需要党政一把手协调、激励和督促，才能形成投资项目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县籍干部在新形势下亟须“扩格局、谋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园区建设，比“圈地盖房子”更有技术含量，这需要各级干部对现代金融持续的学习和服务。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变为积极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如何把县城里的各级干部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年轻人、有见识的人回到乡村，绝不是精神层面宣传就能办到的，需要创新机制保障。

还是以兰考县为例，为了发挥不同社会群体的优势，兰考县域层面引进了很多国家级别的龙头合作伙伴，建设了县城里的产业发展基金、商学院、企业家协会、人才服务中介，持续为县域经济“赋能”。得益于中国证监会对兰考县脱贫的对口帮扶，挂职副县长协调国家级的扶贫基金在兰考设立了子基金，利用直接融资的平台，将全国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资源引入兰考。这一做法对于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无论是各类金融“财神爷”、还是信誉优质的上市公司，都是注重长期良性发展的市场化力量;即便是这些“产业智慧资源”能到县城里多走动，也对本县籍干部“扩格局、谋发展”是有益的。

引入“智慧资源”首先至少要能听懂专家的建议，需要提升各级干部的业务素质。几乎每周，在统战部的协调下，兰考县里的商学院都能有针对性地从全国组织师资、安排课程，培训县里“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和公务员，用现代企业治理和金融知识“武装”头脑。环境影响人，要让部分基层干部从“懒政、堕政”怪圈中挣脱，学习氛围和新政商环境无疑都是最值得长期投资的。(作者是中证焦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