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日据”台湾当局与“去中国化”
香港中评社近日发表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汪毅夫的评论文章说，1895年，日人“入据”台湾，台湾史上的“日据”时期从此开始。可以肯定地说，“日据台湾当局”（以下简称“日据当局”）推行的“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就是“去中国化”；同时又必须肯定地说，“日据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始于1937年，但它推行“去中国化”从1895年就开始了。
当然，“日据当局”在1937年以后加大力道，有如抽疯似的一阵紧过一阵。1937年10月，“日据当局”森冈总务长官在讲话里说：“为使本岛（按，指台湾）人与内地（按，指日本）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看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已完全日本化。”
森冈的讲话，是对1895年至1937年主要“在形式上”推行的“内地化”的阶段性评估，又是进一步着重从“精神”和“实质”、从“皇道精神”、从“对事物之看法”的“日本化”来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总体动员。
森冈说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的实质当然就是“去中国化”。森冈的讲话收录于《台湾保甲皇民化读本》里，在台湾传布很广，影响很大。为了发言的方便，我将“日据”时期“从语言开始”的“去中国化”概括为6点简而言之。
日本话／中国话
本来，学日语和学任何一门语言一样，不关政治半毛钱。但是，“日据”当局将台湾当做“新领地”，将日语当做“国语”，强制台湾人民学习日语，并且逐步限制和禁止汉语教学，这就是侵略行为了。台湾著名诗人和学人洪弃生“日据”时期曾以开馆授徒、教习汉文为业，在日人限令和禁今之下无法生存，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今则时迁地易，九儒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读书（按，指汉语文教学）为无职业之人，载之户籍，明用稽查，今且悬之禁令”。“日据”当局限制并进而禁止汉语文教学的情形可见矣。
日本籍／中国籍
根据《马关条约》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据当局于1896年8月20日发布《有关台湾住民之国民身份令》，重申至1897年5月8日以前“未离开台湾总督府管辖之区域以外之台湾住民，根据《马关条约》第五款第一项，为日本国臣民。但遭台湾总督府否认者不在此限”。据此，1897年5月8日仍留在台湾的台湾人民就被动加入日本籍、被动丧失中国籍。我曾见彰化吴姓某家的户籍誊本，从中可以看到“日据”当局将日据前的1864年（清同治三年）也改为日本年号“元治元年”，仿佛其时的台湾住民也是“日本国臣民”，嚣张至极。
日本姓名／中国姓名
从1937年起，“日据”当局连续三年强制规定台湾新生儿必须取日本姓名，禁取中国姓名，并于1940年2月11日起实施《改姓名条例》。对此，台湾人民进行种种“软反抗”。例如，我曾见南投陈姓某家的户籍誊本。这户人家采用“女改男不改”的软对抗，女性成员陈娜美改名为陈娜美子，战后又回复中国姓名。男性成员则一律不改姓也不改名。
日本神社／中国寺庙
在风俗方面容我举例言之。“日据”当局在台湾各地建日本神社，同时发动“寺庙神升天”、“寺庙整理”，妄图禁毁中国寺庙，禁止台湾人民拜中国神明。
日本年号／中国年号，新历／农历
在习惯方面亦容我举例而言之。“日据”当局从“入据”台湾始，在台湾釆日本年号明治、大正和昭和，禁中国年号光绪、宣统和民国，同时用新历、废农历。应该认为，用新历不足诟病，但采日本年号、禁中国年号、废农历均属于文化侵略行为，其中废农历属于习惯上的“去中国化”。农历合于农事，也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使用农历是中国人千百年的习惯。因应“日据”当局废农历给台湾人民造成的不便，福建泉州继成堂每年编印“专售台湾”的通书，即新历和农历对照的历书。
皇道精神／中国意识
日据当局“去中国化”的终极目标是使台湾人民具备“皇道精神”，使台湾人分离于中国人。“皇民化运动”要求台湾人效忠天皇，“对事物之看法”包括对战争的看法也须与日本军国主义“趋于一致”。受此毒害，有人沦为台湾“皇民”。战争时期，“日据”当局征收台湾人当军属（军队雇员，如翻译、护理）和军夫；其后又在台湾实行陆军志愿兵制和海军志愿兵制，征收台湾人入伍，甚至加入自杀性攻击的“神风特攻队”。1941年，收容于贵州镇远“和平村”（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台籍日本兵”林婉仲在觉悟后致信台湾义勇队称：“日阀”欺骗他们，送他们上战场，让他们“毫无意识地惨戮祖国的同胞”。
在台湾，由“日据”当局肇其端的“去中国化”至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正、反、合三个波段。“日据”当局策动的是第一波（1895—1945），继之而起的是“两蒋”派遣和亲率的国民党团队推动的第二波（1945—1988），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操弄的是第三波（1988—今）。时至今日，“去中国化”至于极矣，亦将止于极也！（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