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裴：非洲不愿成“大国竞争的战场”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相继推出新的对非投资、援助和商贸等领域的法案，直至出台了更全面的美国“新非洲战略”。同时，俄罗斯提出将在2019年举办首届俄非峰会，并准备参与一条连接东非和西非的非洲大陆大铁路建设计划。欧盟也提出新的“欧洲—非洲联盟”，宣称要与整个非洲签署自贸协定;印度、土耳其、以色列等国也在非洲跃跃欲试，与非洲国家签署各种形式的合作协议。一些西方媒体说，这些信息似乎预示着非洲可能再次成为“大国竞争的战场”，非洲将成为世界新秩序下的一个关键区域，在非洲竞争加剧将促使这些大国向非洲国家倾注更多资源，这一轮大国竞争将推动非洲国家快速发展。

西方媒体的解读，多少有点自以为是了。很多时候处于国际社会边缘地带的非洲，并不一定愿以这种方式引起注意。而且历史早就证明，一个地区的长远稳定发展从来不能依靠大国竞争，非洲对此更是记忆犹新。

上世纪60年代非洲广大地区爆发民主解放运动浪潮伊始，一些大国就在非洲展开了激烈竞争，很多竞争还打着“发展”的幌子。当时美国声称：“要为整个非共产主义世界设计一套健全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帮助他们增强理论来应付自己的问题。”肯尼迪政府为非洲国家制定了全套发展计划，包括为这些国家设定经济增长速度指标，呼吁这些国家推动工业化、医疗卫生建设和收入再分配。

另一边，苏联针锋相对地将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归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范畴，安哥拉、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人被送到苏联去培训，一批又一批苏联顾问被派到这些国家，帮助对方进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希望借此树立一个又一个“落后国家”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成功典型。但不管美国的计划还是苏联的理论，都没给非洲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低于60年代独立的时候。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借着苏联解体的“胜利喜悦”，西方国家再次将目光扫向非洲地区，以“华盛顿共识”为工具介入非洲发展。在一些非洲国家，作为这些国家财政的主要援助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巨大话语权，西方经济专家提出的结构化改革方案被全盘照搬。在加纳、津巴布韦等国家，则是直接由世界银行专家为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结构化改革方案。但到了本世纪初，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成效是令人失望的，一些经济学者甚至照着流行的说法，将上世纪90年代称为非洲“失去的十年”。

过去数十年的经历证明，发展问题是一项极为艰巨和长期性的任务，不是靠一两次投资浪潮或某一轮大国竞争就能完成的。非洲的发展，首先还是要依靠非洲国家自身，独立自主制定切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发展战略，不能过度寄望于外部世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外部世界给予的各种发展合作和援助只能是“锦上添花”，而不能是“越俎代庖”。

其次，非洲的发展要依赖面向长远的发展规划，为了提振短期内的经济数据、服务眼前政治造势、以政治拉拢为目的的发展合作与援助，都不能真正给非洲带来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被非洲国家广泛认可，既是因为它以改善民生为突破口、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更是因为它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能服务于非洲国家的长远规划，让这些国家未来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受益。

最后，大国加强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不是坏事，但对非洲而言，它更希望借助的是大国合作而非带着额外目的的过度竞争，大国竞争加剧不仅不会为非洲国家带来“更多选择、更多可能”，反而可能撕裂非洲国家本就脆弱的民族宗教和解，破坏非洲国家艰难达成的政治社会共识。

蕴含丰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与市场空间的非洲，可以爆发出巨大的发展动能，是能拉动国际社会走出发展疲态的一个希望所在。大国更应该站在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思考非洲发展和对非政策，以鼓励代替指责、以合作代替竞争、以共赢代替主导，以合力的方式推动非洲健康发展。(作者是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