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婷婷：焦虑和两难的新中产女性

最近，笔者在读美国学者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对他笔下那群日本工薪族、尤其其中妇女群体的焦虑和境遇“感同身受”。当然，60年前日本工薪阶层的妇女群体与中国现在的中产女性不全一样，但她们的焦虑却有很多相似。

傅高义的书对日本企业科层制、家庭内部分工、社区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问题均有涉及。因笔者正头疼子女的教育问题，所以在读到60年前日本工薪家庭也将子女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时，自然有所类比。费尽心思将子女送入好的学校，接受好的训练，通过考试进入好的大学，然后进入一家好公司……这个路子，跟今天中国中产群体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思路如出一辙。无论是在60年前的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教育都成了中产们在代际间保持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抓手。

傅高义10年后回访曾研究考察的地方，发现一些日本工薪族已经开始反思：为何他们要为公司利益而牺牲自我？为何孩子们努力学习主要是为进好大学、好公司？什么是生活中更有价值的事？这些也是萦绕在当下中国新中产们心头的疑问。比如，笔者在鼓励孩子好好读书时也会想，如果他们将来也成为典型的工薪族，从事的工作纯粹是为挣钱谋生而非兴趣使然，闲暇生活反倒成了一种追求或生活质量的体现，那么上好大学进好公司本身意义到底有多大？

日本当时的工薪族和现在中国工薪族有很多相似，但也有很多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不少日本主妇不上班，是全职妈妈。过去，中国新中产群体中全职妈妈的比例一直不是很高。直到近两年，随着“二孩时代”到来，全职妈妈开始多了起来。养两个以上的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缺少祖父母辈帮忙的情况下，部分有些经济基础或丈夫事业有成、但还够不上上层水平的女性，在对工作收入和雇用保姆费用进行比较后，主动选择辞职，全职带孩子。中国母婴在线平台“宝宝树”2018年的调查显示，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12240名受调查者中全职妈妈占比达62%。

这个调查还表现出代际特征。比如，已成为全职妈妈的女性中，七成“80后妈妈”愿意重返职场。以前提倡“只生一孩”时，夫妻双方都上班的情况很常见，比如70后那一代。而80后女性正好赶上“二孩”放开，她们成了过渡性群体，既接受要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想法，也愿尝试二孩家庭生活。于是，这群新中产女性被裹挟在工作和家庭之间。

而选择当全职妈妈的新中产女性，很可能会面临60年前日本新中产女性的生活状态。走上全职妈妈岗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选择“脱离社会”，不仅是知识的脱离，也是工作能力的脱离。正因如此，从工作中解脱回归家庭，究竟是理想人生还是另一种“贫困陷阱”，这本身就是个问题。60年前日本工薪族的反思至今还没有明确答案。如今，同样处在焦虑和两难中的中国新中产阶层、尤其其中的女性群体，仍在努力为她们自己及儿女们的人生寻找意义和答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