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国压制华为出于私心和错误认知

自去年至今，美国政府综合运用司法、金融以及外交等方式，打压甚至是绞杀华为公司的做法，已经引发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但是各方，尤其是中国，都非常困惑于一个问题：华为究竟和美国有哪些不可化解的矛盾，使得这家民营的中国企业，居然被建构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威胁？

概而言之，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持续保持冷战思维，以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框架去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国家利益，并使用了教科书般经典的错误认知框架，去认识、分析和理解华为公司，最终导致了极具戏剧性且突破常人心理底线的闹剧的上演。

第一，以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导致美国从战略上将华为定义为自身面临的战略威胁。从商业角度看，作为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中国民营企业，至2018年，华为已经与全球50家顶级运营商中的45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服务着全球40%以上的人口。根据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公布的关于全球5G标准核心专利数量的排名，华为以1970件5G专利排名全球第一，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曾经的巨头诺基亚和爱立信，在技术应用本身也超过了这两家，成为全球首家能够完整提供系统的5G商业解决方案的企业。这一切是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的，也是华为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取得的。

但是，在美国眼里，这就是一种威胁，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和挑战的具象化体现。在美国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是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世界，美国的利益，源自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基本逻辑是：凭借技术领先优势，形成优势产业;凭借产业优势，获得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将经济优势转化为金融优势，构建并持续巩固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切，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很清楚，那就是要求中国成为美国获取超额利润的稳定来源，中国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定位，乖乖地为美国输血，那对美国就是一个威胁，必须要加以制衡，要用各种方式，消除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华为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

第二，极端自我中心的国家利益观，导致美国不愿意面对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定义“国家利益”时，充满了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用比较文雅的方式来说，就是所谓的多重标准、自恋，或者用学理化的名称，即“美国例外论”。

当然有人会不同意，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规则”的国家。没错，美国也时常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挂在嘴边，并将华为公司、空中客车，或者中国、德国等看作是对秩序的挑战者。但是，美国只是将规则看作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一种工具，凡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就要遵守;反之，美国不介意摧毁或者搞一套新规则。对美国来说，当出现了不符合预期的结果，比如华为公司持续不断在通信产业中取得成功，那么美国就会认为，这些行为体必然是违反了规则的，因为当初设计规则的美国，从来没有留下过这样的可能性。这种极端自我中心的国家利益观支配下形成政策选择，就是对华为的无节制、无底线、无限制的打压。

第三，限于认知相符和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华为和中国的战略焦虑以及打压。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杰维斯曾系统阐述了认知相符、选择性学习以及一厢情愿等三种经典的错误认知，基于这些错误认知，决策者会形成错误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错误的行动。在对待华为和中国的问题上，美国表现出了教科书般经典的错误认知：美国将自己对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刻板印象和美式政企关系相结合，形成了所谓华为必然与中国政府合作，在产业和安全两个领域构成美国面临的威胁的错误结论。

一如此前所说的，华为的成长史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缩影，而现在面临这样一个焦虑到有些失措的美国，华为已经开始采取包括司法救济在内的各种方式，予以反击。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美国是一个对实力非常敏感的国家，并且也有足够的理性，根据实力对比的精妙变化，去调整自己行为逻辑的理智程度。

无论是华为，还是整个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因为加速滑向绝对衰落阶段的霸权，都必然也只能选择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蛮干，是实质性进入国际舞台中心区后面临考验的一种具体、形象而真实地展现。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学习、理解和接受国际规则，注重与国际接轨，用国际标准去调整自身的行为，到重新发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规则的关系，认真体验超级大国将国家利益上升为国际规则，并对新兴大国实施系统压制的微妙实践，再到尝试从自发到自觉的反击，对自身利益的合理保护，以及最终实现将自身的诉求和目标上升为新的国际规则，是华为，也是中国必然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伟大梦想，要进行伟大斗争。美国对华为的绞杀与缠斗，是这种斗争复杂性和必然性的体现。迎接伟大斗争的前提，是放弃这样一种错误认知：世界，尤其是曾经主导建立当前国际体系的欧美发达国家，会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以遵循游戏规则的崛起，进入国际舞台中央，分享应有的利益。这种欢迎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甚至是在文化等诸多不同的领域，这种欢迎都是不存在的。从本源上来说，构建这种欢迎新来者的假象，符合欧美发达国家的需求，因为这会有效规训和化解可能的反抗者，并提供一个持续不断追求的虚假目标。这种游戏在中国出现之前，基本没有遭遇实质性的挑战和考验，很少有国际体系新来者能够迫近规则的极限，因为这种规则的设计者基本是遵循“无人能够达到”的构想来制定规则的。就此而言，无论华为，乃至中国，最大的共性就是取得了无人能预期到的成就，也因此面临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有效保护自身合法收益的共同任务。

作为新来者，放弃幻想，仅仅是进行伟大斗争的第一步。一如总书记所说的，还要增强斗争本领。而时间将继续证明，站在历史正确一侧的中国，以及华为，将创造更多的奇迹，迎接胜利的明天。(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