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松：新疆的综合治理具有典型意义

3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不久前，笔者前往新疆实地调研了十余天时间，因此对白皮书中阐述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深有感触。正如白皮书所说，面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现实威胁，新疆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开展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新疆现代化不可或缺

在这次调研中，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当问起政府建设住房让游牧民定居的政策，会否让他们因失去诗意的生活而感到惋惜时，笔者受到一个哈萨克族女青年善意的嘲讽。她指着连绵的天山说，“如果你是山上的牧民，你也希望定居下来。骑着马儿去放羊，是你们内地城里人的想法。谁愿意一年搬四次家呢”？这件事的启示在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人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欢迎的，而外界关于新疆侵犯人权，强制改变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批评，大多靠想象或依据某种自私的欲望作出，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

客观说，新疆已经落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后面。如果没有西部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国家的进步是不全面的。而要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彻底改变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普遍落后的状态，必须以国家秩序作为促进发展的首要选择。

就一个省区而言，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中国56个民族中47个在新疆有分布。陆地边境线5600公里，和俄、哈、吉、塔、巴、蒙、印、阿8个国家接壤。这里的文化、民族、宗教、文字都极具多样性，内外环境异常复杂。

历史上，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个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业，他们分散在天山南北荒寒的高原和干旱的大漠中。有些少数民族居住区交通极其不便，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许多人不仅本民族语言没有学好，国家通用语言也没有学好。他们对外界的事物知之甚少，缺少对国家的认同感。有些人只知有神的世界，不了解人的世界。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只知有教规，不知有法律。有些人把自己收入的大部分捐献给神职机构，认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那时宗教信仰和宗教秩序主导着近乎一切，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又为宗教极端分子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强化这种状态为自己制造生存空间。

从世界范围看，2003年以来人们已经从伊拉克得出苦涩的教训：政府必须把国家服务提供给公众，并承担其政治和安全职能，才能让国家恢复秩序走向稳定。新疆在治理上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力避因缺乏民族团结和良好的政府领导致使国家秩序崩溃的经历在这个地区重演。

与强调秩序相伴随的是新疆采取了许多大幅度改善民生的措施。新疆正在开展农牧民安居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并利用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让那些虽然接受了极端思想但未构成犯罪的人放下仇恨回归社会，使与现代性相伴随的富足和繁荣出现在这一地区。现代性也包括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组织模式。更符合未来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将是新疆走向更大成功的基础。

对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曾经采取过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升学。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汉族学生有很大幅度的降低。但即使如此，他们中考上北大、清华这些学校的也不多。中国实行计划生育40年，少数民族不受这一计划的影响。这使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快速增加。但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他们生的越多就越贫穷。若要使这些贫困人口真正参与到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发展经济、改善教育。除本民族语言外，还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外语，以便掌握和现代工业有关的技能，使自己有生存的基础，也使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西方的批评为什么虚伪

关于人权，西方强调的是以“自由”为主体的政治权利。中国认为，“人民生活幸福才是最大的人权”。要使人民生活幸福，边远地区的住房、水电、医疗、交通、教育、文化需要大幅度改善，需要做实事而不是讲空话。政府为改善少数民族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状态，提供基本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和依法进行权益保护的努力，是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的尝试。新疆的实际问题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最值得外界关注的。

西方的价值观来源于他们的经历、习惯和思维定势，但事实表明，它们并不能套用在中国身上。新疆对改善民生的侧重是中国的方法，中国脚踏实地的做法，40年里已经使8亿人口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70%。新疆现在提出：在通往现代化的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2020年要实现全部脱贫。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西方只会以宗教自由和人权批评新疆的治理，显得虚伪了。

西方对新疆治理的批评反映出一种固有的观念：正确的政治方式不会出自中国。那些即有的不变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认为有一个欧洲或北美式的国家治理，社会自然会获得稳定富足和繁荣。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想法多么幼稚，无非是凌空蹈虚，不接地气。

什么样的治理才是好的国家治理呢？二战结束以后，和美国结盟的一些国家的确出现过繁荣。而冷战结束后，西方舆论宣称除了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之外，世界并无其它道路可寻。但是，那些随后照搬西方制度的国家却出现了太多治理失败。在治理上，中国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用发展的方式看待和解决前进中问题，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褊狭的视角无法解释正义的性质，无法区分合法的政治权威和暴政之间的区别。西方总是有人预言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会失败，但实践却证明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实际，效果也很好。新疆的治理会成为又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事例。(作者是江苏连云港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