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脱贫攻坚曙光在前，预防返贫任重道远

【编者按】2019年的全国“两会”3月3日在北京召开。五年前，在2014年“两会”召开之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划了“两会笔谈”栏目，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并成为每年“两会”期间延续至今的品牌栏目。自2018年来，环球网连续两年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开辟专题“北大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笔谈全国两会”(2019年专题链接：http://finance.huanqiu.com/special/2019cjlh/index.html )。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在序言“世界离不开我们”(世界离不开我们——北大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笔谈2019年全国“两会”序链接：http://finance.huanqiu.com/hqsl/2019-03/14462977.html )所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希望通过北大经济学院“两会”专家学者笔谈这个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与难点，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张亚光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会委员，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学术史。在China Economic Review、《北京大学学报》、《经济学动态》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国民营企业启示录》、《千年金融史》、《美国商业简史》等多部著(译)作。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脱贫攻坚”被置于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对2018年的回顾还是2019年的展望与工作任务，都重点论述了这一议题。今年既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又是即将迎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在此背景下，“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更为凸现出来。

脱贫攻坚是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有区别于西方价值体系的道德温度。从中西方文明的源头和发展主流来看，出于人类的本能情感，人们对于贫穷和贫困人口，大多抱有同情和关怀。但是欧洲从中世纪开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思想界对贫穷也逐渐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和态度，有些学者(如让•德•默、妮科尔•奥雷姆、皮埃尔•德•阿利等)认为贫穷是肮脏可耻的。

15世纪之后，重商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思想家们对贫穷的认识，同时结合自身经济贸易发展的需求，将其改造并推向了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态度。重商主义将人口众多视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重要因素，而且必须要将劳动力价格保持在极低的水平。他们认为私人财富尤其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财富增长是有害的。阿瑟•扬、贝尔纳•德•芒德维尔等人都强调，必须要让穷人保持贫困状态，否则他们就会不再勤奋，不再是经济发展的良好动力。

直到21世纪，以安古斯•斯图尔特•迪顿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仍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怀有复杂的理解。一方面认为国家能力的缺失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认为国家援助反而有可能减低被援助人口的福利。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迪顿教授研究的理性和科学性。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历史上一直有“九民”或“四民”的分业之说，但对于贫穷及贫困人口，几乎没有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和重商主义那样直接针对穷困群体的集中攻击与评价。中国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事业，更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将脱贫作为一项崇高历史使命去完成的，毫不掺杂功利主义的色彩。

摆脱贫困离不开国家力量的参与

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正如迪顿教授所论证的那样，摆脱贫困离不开外部力量尤其是国家力量的参与。

在这一点上中国毫无疑问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距今2000年前的《周礼》中，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十二条“荒政”和六条“养民”措施，“养民”的第三条是“振穷”，第四条是“恤贫”。此后漫长的历史中，历朝历代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这些理念。然而直到近代，人们都将贫穷当作一种理所应当的或者是无奈的存在，除了乌托邦作品中有消除贫困的憧憬之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勇气提出要彻底消除贫穷。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敢想，而且真做。

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消除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就是消灭贫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党和政府正式展开了大规模的扶贫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几乎是以每年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的速度在前进。

1000万什么概念?相当于比利时的全国人口数量。这意味着中国每年脱贫的人口是一个中小型国家的规模。正因如此，世界银行在本世纪初将中国的扶贫事业称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2018年初的世界银行报告《推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再次指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的脱贫攻坚，目标非常明确，不和贫穷做任何的妥协，一定要让全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这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仁政”，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魄力和能力来完成这一伟大实践。

脱贫攻坚曙光在前，预防返贫任重道远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专门一节谈到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问题。第一句，“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贫穷”的定义，如果两愁，三无保障，显然就是贫困人口。“三区三州”是西北西南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攻坚战的关键性战役，这部分地区攻克不下来，就无法实现全部脱贫的承诺。第三句话“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这样就将脱贫和下一步的乡村振兴联系在了一起，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这部分内里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表述是“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很显然，这段论述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像“代际传递”这样的专业学术词汇以前是比较少出现的。这也表明我们的政策制定趋于更加开放，更加科学。

上述这些措施都为我们在2020年确保全面脱贫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是从过去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扶贫工作经验来看，“脱贫”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脱贫”是动态的概念，一方面贫困的标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浮动，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脱贫人口会因为某些原因再度返贫。根据相关统计，某些地区的农村返贫率在过去几年高达20%甚至更高。现在看来，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然而这个胜利只是暂时的，动态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现在就应当开始思考2020年之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对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脱贫攻坚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求带有贫困县“帽子”的主要党政领导不摘掉贫困帽子不能调整升迁，明年这些领导就要迎来曙光。然而他们走了之后，新任的领导还会不会全心扑在那些潜在的返贫地区和人口上面?各级优惠政策还会不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些都是值得谨慎考虑的。

贫困从哪里来，就要在哪里建立防范机制

如何预防返贫?逻辑并不复杂。贫困从哪里来，就要在哪里建立防范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贫困问题。

根据各贫困地区调查总结的经验，目前致贫的原因有大致如下：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动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等等，上述因素可以归为三类：要素禀赋原因、社会保障原因、发展空间原因，比如因病、因残、因灾包括因学问题都属于社会保障原因，土地、水、劳动力等都属于要素禀赋原因，交通、区域经济都属于发展空间原因。

事实上，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打好脱贫攻坚战”这部分专门论述之外，在其他部分也大量涉及到了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问题。例如：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三年内给予定额税费减免;1000亿元用于技能提升和转岗专业培训;高职院校今年扩招100万人;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困难问题;减轻大病患者、困难群众医疗负担。这些政策都是反贫困的长期举措，也是根本举措。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贫困，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贫困不是绝对概念，而是相对概念;贫困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脱贫不是单向的进程，而是可逆的过程。贫困可能暂时消除，但社会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评价体系一旦发生调整，贫困还会以不同的面目再次出现。预防返贫，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