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特朗普为何老想收盟友保护费

美国知名媒体近日传出关于特朗普政府摊派海外驻军费用的一则新消息，即华盛顿计划迫使其盟国承担美国在其盟国驻军全部费用，而且还要额外支付“会员费”。这迅速引起人们对美国联盟政策可能进行重大转变的关注。那么，我们对此事该如何看？

首先，分歧与争吵始终存在，但最终不影响美国主导联盟体系的总体完整性，这是美国与其盟国处理相互关系中持久存在的突出独特现象。

历史实践表明，联盟需要有明确的敌人，如果没有，联盟要么瓦解，要么削弱。面对苏联威胁，冷战期间的美国与其盟国(主要是欧洲盟国)就“瓦解苏联还是与苏联建立稳定关系”存在诸多尖锐分歧，但分歧并未导致联盟分裂，而且其多以美国主张胜出告终。

冷战结束以来，在长期缺乏足以凝聚众多盟国的明确敌人的背景下，人们并不看好美国联盟体系的未来。就联盟费用分摊、联盟核心功能、联盟应用地理范围等问题，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分歧十分深刻。然而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却执拗地存在下来并不断扩散。这既源于30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联盟的资金投入，更源于美国始终宣扬、不断推动通过塑造“敌人”或制造危机方式一步一步强化联盟功能。

可以预期，尽管特朗普给联盟政策带来了美国联盟体系更为深层次的隔阂，但在不断渲染和强化明确所谓“战略对手威胁”的背景下，美国的盟国很大可能会在安全与繁荣的两难之中选择前者。这也意味着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削弱，但是瓦解的概率很低。

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商人思维，“算计式”地强迫盟国增加国防开支或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纯粹就经济而言看上去是“互惠”了，但安全关系的经济化处理会导致严重后果。

一是其盟国自身与美国彼此利益界定的分歧会更为明显，对美国领导地位质疑会增强，对美国的依附会降低，自身行动独立性诉求会更为强烈。如第三国能够智慧地化解美国执意掀起的挑战，美国联盟关系会因美国自行界定的“聚焦性敌人”无法在其盟国中得到认同，而使得联盟自身变得更为松散和无力。

二是如大国地缘政治对抗回归，那么美国与其盟国国防开支的整体攀升，会使得美国自身与其盟国战力整体增强，使得美国在未来处理新挑战中因获得盟国有力援助而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因此，特朗普对联盟政策的处理方式尽管遭到美国政策精英主流派强烈抨击，但这些主流派并不反对推动盟国增加防务预算的立场。

再次，特朗普本人对联盟之于美国重要性的理解，不同于其周边充斥的新保守派顾问们，也不同于美国政策精英主流认识。

冷战以来美国与其盟国共同参与或掀起的战争，损害了美国软硬实力，加剧了美国国内深刻分裂，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对与时代严重脱离和顽冥不化的美国政策精英主流派，相当数量美国民众的鄙夷和不信任态度几成趋势，这也是特朗普胜选和执政以来特立独行的底气来源。

坦率地说，美国民众自身感受的常识，要比美国政策精英主流派更真切地反映了美国合理的利益诉求,但他们在政策制定中的存在感却是异常地微弱。以联盟维系霸权，导致美国失去了完善自身社会和制度的资源与机遇。如果美国丧失了为盟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足够的资源，那么其联盟体系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基础。特朗普本人大概对美国领导的联盟是否强大并不关心，然而其周边的顾问们则与其相反。后者更希望以制造大危机方式为美国联盟体系“打鸡血”，后者对美国联盟政策的影响更具持久性。

第四，美国政策群体中，少数有远见的专家在冷战结束之际曾提出建立一个“责任转移给盟国和构建平等盟友关系”的政策建议，但数十年来美国外交实践表明，美国依然走着不容忍挑战者存在的霸权之路。

当前特朗普政府对联盟体系的“算经济账”政策，未尝不是对以往美国外交挫折的纠偏，但这种少数派观点，在未来美国联盟政策处理中成为政策主流的概率并不高。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主轴，美国很难与外部世界建立持久协调的稳定关系，这是美国外交的传统和底色。对联盟体系的持续加强，合乎美国政策精英主流派对该国在世界中独特定位与使命的判定。

第五，特朗普政府独特的“联盟观”，也可说是当下美国内部政治与社会高度分裂状态的反映。

美国的选举政治已经极端化，民主与共和两党中推出的2020年总统候选人，很大可能都将会是各自党内的极端派。这意味着如果竞选失败，特朗普对联盟的现有政策，大概率会因民主党人的胜选而出现走向另一极端的改变。尽管美国不会放弃其联盟体系，但“拆前任、建己任”将会是未来至少两到三任总统的执政特点，美国的联盟政策将迎来一个左摇右摆、捉摸不定的时期。

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联盟观”具有合理性，但其实施进程将受到美国政策精英主流派的强有力抵制，从而使其联盟政策难具可持续性。(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