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凯：“共同命运”与“美国优先”之深刻区别

当今世界的发展与治理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无力甚至不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对事关全球经济秩序的国际机构改革讳莫如深、避重就轻，在全球治理及多边贸易方面也以“美国优先”为名设置制度壁垒与政治障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等合作构想与发展倡议，则体现出各国在多样性世界中休戚与共的理念。中国提出的“共同命运”与“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照，背后其实是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比。

如何在世界局势急速变化情况下维护均衡有序的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当下的情形是，地区及全球问题多发，而西方自由秩序所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无法予以有效应对，其结果是和平与发展得不到充分、合理及有序的维护和推动。

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将西方主导的这套自由国际秩序称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Liberal Hegemonic Order)。实际上，西方自由秩序也好，自由霸权秩序也罢，都是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并维护的全球霸权战略的一部分。而时至今日，世界潮流已经改变。从体系结构的角度看，将当今世界连在一起的，既不是殖民贸易规则，也不再是冷战对峙下意识形态的对立，更非少数国家间对世界霸权的无限追逐，而是直接关系各国命运的发展问题。在此背景下，与世界各国发展问题相关的诸多矛盾与不合理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紧迫性与深刻性。

就此而言，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愈发无力，这样的窘境催生出“美国优先”这样的论调，这是一种守旧甚至倒退的历史观与世界观。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共同命运”凸显出和谐、包容的价值观念，顺应发展规律、回应时代需求，更在现实层面响应了各国在共同发展等根本问题上的诉求。可以说，在如何看待世界主要矛盾问题上，“共同命运”与“美国优先”有着根本而深刻的区别。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力量又在应对主要冲突和压力的过程中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身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这样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现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历程。比如，当年欧洲列强凭借政治及军事强权对贸易实行垄断，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地区及全球扩张与当时欧洲有限地理资源间的矛盾，这个过程塑造了早期国际体系。同理，建立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反感基础上的对立，持续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紧张与压力的来源，这样塑造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秩序。

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矛盾和压力，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得不到合理有序维护的问题。但长期以来，通过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而实现“世界同一化”(World  Homogenization)，始终被美国治下的西方主导秩序当做使命。在所谓更高标准及准则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及政策制定者们试图采用排他性的政治及制度安排，去应对只有包容性方案才能解决的各种议题。而当如今诸如地区冲突、世界发展失衡、跨国界安全问题等与全球治理体系失效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而西方世界又显得束手无策时，“民粹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在西方国家政治及外交实践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优先”在美国被叫响了。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而言，将其国家与国民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都是理所应当和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它所提出和秉持的理念是否真的于己有利，尤其当这种理念会深度影响该国与世界其他成员的整体关系时。由此产生的一个深刻问题是：国家狭隘主义可能会操控一个国家整体的世界观，并在其处理与整个世界关系时导致危险的排他主义。“美国优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表明至少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狭隘地将霸权竞争及零和博弈视作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在努力实现民族复兴，但关键是，在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及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明世界中，中国是以“共同命运”视角看待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这也理应是应对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命运”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道路上的航标。

坚持“共同命运”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中国正针对一些全球治理及发展问题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不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也不论壁垒或保护主义政策、策略给多边主义带来怎样的困扰，中国都在以“共同命运”视角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只有这样才是立足眼前、着眼未来。(作者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