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西方人对中国认知变化的根源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可能一直是一个谜。西方舆论界对中国的认知，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个变化。最近一个时期，西方舆论界对中国的认知中，负面因素明显上升，它们把“修昔底德陷阱”“债权帝国主义”等新旧词汇都用到了中国身上。

但事实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并非都是坏的，也并非一直是坏的。在古代，西方人也曾长时间地崇拜过中国，曾经用一些非常正面的词汇称呼中国。比如古罗马人就称中国为“塞里斯”，意为“丝绸之国”。后来，西方人用瓷器(china)来指称中国。丝绸和瓷器都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珍贵的商品，是美丽、珍贵和高尚的象征。后来，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在西方人心目中导致了“黄祸论”，但随后不久的《马可波罗游记》再度把中国塑造成欧洲人眼中的天堂，是一片充满着财富和机遇的土地。走向中国、追求财富，是推动欧洲走向大航海时代的动力来源之一。

进入殖民主义时期以后，西方人开始蔑视中国。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可能还带着一些憧憬，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当时中国的落后、愚昧与封闭。结果，中国从被崇拜的对象，沦落为被同情、剥削、改造的对象。

二战期间，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处于同一战壕之中。中国人以自己的牺牲精神和勇气，获得了很多尊重，也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非欧美国家成员。但很快，由于冷战，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又处于两个不同的阵营之中。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再度被妖魔化。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西方需要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西方人又需要中国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跨越世界最宽阔海洋的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在那个时候，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既正面、又重要，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与今天相比更不符合西方的价值标准。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西方曾认为中国也要崩溃了。那时候产生的“中国威胁论”，成分比较复杂，观点比较混乱。中国将会崩溃并将输出大量难民而危及世界安全，曾是西方人对中国前景想象的重要部分。这也导致从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中美关系“政冷经热”，遭遇多次严重的外交危机和挑战。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又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伙伴之一。在美国领导下，西方迅速组成了一个全球反恐怖志愿者同盟体系，中国也自动成为其中一员，与中国对抗让位于反恐的需要。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又有点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以自己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支撑了世界经济运行，也帮助美国和西方走出了危机。在当时，曾有西方人认为：中国在拯救西方资本主义。

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美国面临一个战略难题：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崛起了，要在战略上平衡甚至制衡中国。美国先宣布要“转向东亚”，后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战略布局。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经济帮助使其更快地走出经济衰落，又不能完全与中国交恶。在这一阶段，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南海进行了岛礁建设。美国和很多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喜欢，也表达过反对声音，但基本没有采取过实质性反对措施。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西方尤其美国一些人一方面感觉美国经济恢复了，不再那么需要来自中国的经济帮助，中国经济反而面临一些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一些人感觉过去对中国的战略让步太多，中国的战略进展太快，“如再不遏制就来不及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对中国的观感重新是以“警惕”为主，担心中国崛起将挑战甚至动摇西方的权力和价值体系，成为西方舆论界的基本共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了综合性打击措施：在战略上，西方试图把同盟或伙伴关系扩大化，试图把印度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拉入西方阵营之中，共同遏制中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在科技上，既提高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门槛，又打击中国的主要高科技企业;在舆论宣传方面，则大力污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点燃反华情绪，动摇中国的外交基础。

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因自身利益和国际环境变化而变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西方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听西方的话、服西方的管、走西方的路，并且力量还不能强于西方，要随时处于可被西方控制的范围之内。否则，中国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战略挑战者，一个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这种认知当然不理想，但事实上却符合西方眼中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

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有更加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西方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塑造而成的：一是一神教文化传统。一神教文化中既包含着寻找敌人和对手的冲动，也同时以此来反证自己的真理性与正确性。二是殖民主义传统，认为自己有改变他者和世界的天然权利。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后，西方仍然试图用观念和制度来重新塑造世界。三是霸权主义潜意识。西方世界总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应该永远拥有塑造世界和其他的能力。

只要有这些因素，西方就不会真正平等地看待中国，也不会平等地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其实关键在于西方如何看待自己。这将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