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秦卫娜：“印度制造”与“中国制造”并非零和

这几天，印度首列国产快速列车“致敬印度”号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随着印度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该列车在试运行和17日开始正式运营时的情况，以及印度媒体披露的各种“意外状况”，再次引起人们对“印度制造”的热议并夹杂嘲讽。有些人则称“印度制造”将取代“中国制造”，制造“龙象之争”的新噱头。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印度制造”是转型所需

2014 年9 月25 日，就任不久的印度总理莫迪即雄心勃勃推出 “印度制造”计划，宣布要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10 年内要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7%提升至25%。

莫迪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不仅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更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需求。其实早在2011年，印度国大党辛格政府就专门出台了“国家制造业政策”，以振兴印度制造业。因此在推行“印度制造”上，国大党和人民党已经形成潜在的共识。

根据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制造业发达是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关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逆全球化”运动，进一步凸显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印度制造业GDP 占比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25%至40%的比值，印度制造业部门占GDP 比重常年徘徊在15%至17%的水平，难以实现突破。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选择了与西方和中国都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即技术密集型、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工业模式，优先发展的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其中信息与软件服务业均处于领先水平。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让印度成为“世界的办公室”，而以计算机、软件服务、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服务业产值占GDP 比重，在2016年竟达到61.9%。

但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平衡、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越来越凸显，而服务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比如发展快、产值贡献高的软件、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少，而批发、零售、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虽吸收大量就业，但对GDP 贡献有限且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致使印度耀眼的人口红利难以发挥，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机会势在必行。因此莫迪政府再提“印度制造”，并为此统一税制、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修改相关劳工法案、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出“技能印度”“创业印度”“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配套措施。

经过几年发展，“印度制造”在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和全球价值链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向好等因素影响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印度央行数据显示，2015-2016财年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为9.3%，明显高于前两个财年5.5%和5.6%的增速。

不过，受国内外诸多因素制约，目前“印度制造”的业绩与莫迪政府的初衷存在差距。从国际角度看，由于受到国际市场供需失衡、“逆全球化”和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影响，印度吸引外资将面临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双重竞争。

中印制造业合作潜力大

对于“印度制造”，中国不少网民持两种心态：一是不错过每一次看笑话的机会，二是认为“印度制造”将威胁“中国制造”。笔者认为，尚处于爬坡阶段的“印度制造”，在有些方面与当年的“中国制造”有着相同的境遇，我们更应以客观的心态来看待。

首先，中国制造业出口自2010年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9.8%之后，连续稳居世界第一，印度制造业出口虽呈上升趋势但出口量与中国相差较远。

其次，中国走的是要素驱动-市场驱动-科技驱动的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目标是向科技驱动转变，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登。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发展的优势日渐消失，这也倒逼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型。印度工业化道路则与中国相反，走的是科技驱动-市场驱动-要素驱动的道路，发展方向是向市场驱动和要素驱动转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挥人口红利优势，刺激经济增长。中印制造业发展阶段的不同，为两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对接提供了合作的空间。双方可利用印度的劳动成本优势和中国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共同提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应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战略冲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第三，中印制造业的产业竞争性弱，互补性强。在世界市场上，从2000年至2017年，中印两国制造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均介于47-60之间，虽然有竞争但并不激烈，竞争行业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与制造、饮料制造业、纺织等初级产品以及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色金属冶炼等工业加工方面，而在医学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印两国的互补性较大。从两国的贸易紧密度指数来看，中国对印度贸易紧密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印度对中国的贸易紧密度偏低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印贸易逆差较大的原因，若中印两国结合本国的优势以及伙伴国的劣势进一步调整进出口结构，中印贸易就能获得较大发展，两国的贸易潜力才能真正被释放。

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印度制造”成功推进、顺利发展，在亚洲形成一个容纳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大制造业区域集群，这不仅有利中印关系的发展和“亚洲世纪”的形成，也将有助于提升全球产业链布局能力、推动全球化进程。(作者分别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喜马拉雅合作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