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中美关系需开启“再接触”进程

第七轮中美高级别磋商本周将在华盛顿举行，由于刚刚在北京结束的第六轮磋商“又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所以外界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磋商多了几分期待。而且，就在刘鹤副总理率代表团赴美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发出推特，对当前中美贸易磋商取得的进展给出正面评价。应该看到，在中美关系面临诸多复杂、严峻挑战之际，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的进展和两国领导人的相关表态传递出了较为积极的信号。

美国三派势力“交汇”

事实上，在今年1月下旬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视频向参加会议的代表发表的一段讲话就为中美关系中的这种积极变化做了“铺垫”。除了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他当时还表示，“有人说，我们两国的大国冲突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将找到合作的地方。”

自2017年1月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就大力践行“美国优先”政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反恐”向“大国竞争”转变。其采取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将竞争理念逐步转化为“竞争性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从调整两国经贸关系着手，试图形成新的“全政府”对华战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摆出“全方位竞争”的架势，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在世界上输出发展模式、打造所谓“锐实力”。

实际上，美国对华战略新一轮调整的背后，是多种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出现一定程度的“交汇”。

第一，是“里根主义派”。这一群体具有较深的“反共”意识形态，崇尚带领美国和西方国家赢得与苏联冷战的里根总统，主张大力刺激美国经济，提升美国军事实力，敢于对战略对手进行遏制，甚至不惜发动军备竞赛，力图“以实力保和平”。代表性人物包括对特朗普颇具政策影响力的福克斯主持人肖恩·汉尼提等。

第二，是“民粹主义派”。以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为代表的这一群体断言“中国已经走上谋取全球霸权的道路”，而“全球主义精英”却与中国构成共谋关系，不愿对华强硬。美国面对的是“儒家重商威权主义”带来的“文明冲突”，各国民粹主义者应当联手对抗中国。

第三，是“温和强硬派”。这一群体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未能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中国在经济、南海、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日益强势。美国需要对中国进行反击，采取“推回”策略，但要避免与中国陷入战争，并在相关问题上对华保持有限的合作。

“再接触”是现实选择

上述各派力量在处理对华关系的具体策略上虽然存在分歧，但都赞同美国应对自身的对华战略作出深刻调整，采取切实举措压制中国崛起。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华战略似乎正进入“后接触”时代，中美关系面临新一轮的艰难调适。对此，不少美国人士感慨道：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笔者认为，这种“怀旧主义”其实面对中美当前的新格局已经无甚必要。当务之急是在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双方实现“再接触”的路径和方式。

首先，“再接触”意味着美国方面要重新审视对华“接触”的目标，按照美国的偏好和模式改造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此美方需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其次，“再接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选择，正如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所言，接触和竞争仍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让中国出局”，而应该是成为更有活力、最好的自己。

再次，“再接触”也是中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这些国家既不想要“中美共治”，更不愿陷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2018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曾直言，必须避免让“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

无疑，中美实现“再接触”的前提是妥善处理两国经贸摩擦，双方不应错失“90天谈判”带来的机遇，也要尽量避免受到某些意外事件的干扰。经贸摩擦不但使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也对美国经济造成越来越明显的伤害。美国商会总裁多诺霍等人坦言，特朗普政府对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真正承担者是美国的进口商、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对于中美“停战”的预期正在升温。就在今年1月底，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西特称，他相信美中双方可以在3月1日之前达成贸易协议。花旗银行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认为，2019年中美有望达成好于预期的贸易协议。

总之，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强化对华施压的情况下，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已经意识到这种趋势令人担忧，两国利益并非绝不相容，接触和竞争也不是互斥的选择。实际上，在种种挑战的背后，一种事实上的中美“新型关系”正在形成之中，无论是妥善应对大国竞争，还是确保国际秩序的总体稳定，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以更大的战略智慧开启“再接触”进程。(作者是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