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不与世界接轨，中国现代化又能向哪走

1872年的一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下子来了30个梳着辫子的中国小孩，他们是中国官派第一批留美学童，并且把最初落脚的这个城市翻译为“春田”。第一批留美幼童后来大多成为国家栋梁，他们中的詹天佑学成回国后主持设计修建了京张铁路。

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一直是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从詹天佑等留美幼童开始，一批批的中国青年去美国、日本、欧洲、苏联，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的接轨者。到现在为止，这个进程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60年。中国人用4个4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发展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进入到工业化后期。

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个层面是科学技术上的探索和突破;第二个层面是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组织方式和运作体系;第三个层面是构建了围绕着保护和服务于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

所谓工业化进程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阶段以后，所共同形成的这样一套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这套体系是由西方社会率先构建出来的，也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所谓与世界接轨，接的就是这个轨。

很多观点对立的人，现在一提到与世界接轨，都下意识地认为是要全面照搬西方制度和文化。这其中的重大误区，就是把人类工业化进程等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实际上，进入工业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路径。西方由于各种因素，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早走了一步。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把工业化体系，等同于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中国发展起自己的文明，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尽管追赶的速度很快，但这个过程依然十分漫长。在追赶的16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是在学习西方，但也一直存在文化或意识形态化之间的冲突。如何正确面对这对矛盾，一直在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现在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逐渐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第四次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出了长达将近120年徘徊在初级工业化的困境，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跑道，并最终实现了经济全面起飞。

任正非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他不太认同“自主创新”的说法，为什么？这是因为现代科技、工业的发展，既离不开不同国家不同公司技术、产品上的相互合作，也离不开发达国家所构建的一套知识体系。如果我们把自主创新理解成完全要自己干，要构建出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显然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现在，我们话语体系中“与世界接轨”似乎已成为某种与“自信”相悖的标签。以高铁为例，就是全面与世界接轨的最成功案例，中国高铁从技术到标准、从制造到运营都和现有的世界工业体系接轨。如果我们总是强调自主创新而极少提及与世界接轨，一方面会混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也会阻碍我们今后的发展。

现在，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全世界的工厂都使用同样电压的电力用同样标准的钢材和其他材料，制造同样标准的产品。在全世界的贸易中都用千克来衡量普通货物的重量、用桶来作为石油的单位、用排量来描述汽车的功率。相互的通信都使用同样标准的波段和制式，华为所主导的5G也是世界各大通信企业和标准化组织通过反复磋商投票共同制定的标准，而不是华为“自主创新”的结果。

在市场主体和体系层面，世界各国都通过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方式实现商业目标，通过央行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换公司产权，交易通过银行结算，银行通过同样的协议评定的信用风险等级。

在法律层面，各国独立制定的法律名称不同、司法制度和法理不同，但却有差不多的法律原则，包括保障经济主体的地位平等，保护交易机会的均等、确保权利义务对等等法律原则。

我们现在与世界的接轨就是和以上由西方国家引领被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体系和秩序的接轨。

在和美国进行的贸易摩擦中，双方尽管有巨大分歧，但这种分歧依然是在这个体系和秩序框架下的分歧，是对这一体系和秩序框架下具体利益的争斗。美方最为关心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中美在有关知识产权的定义和规则的理解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双方对一些具体案例的理解和政策执行尺度的看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并且已经开始在这一体系的构建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因此与世界接轨应该是水到渠成而不是拒绝。

而所谓的与世界接轨，直白的说法就是让中国的火车可以在美国的轨道上跑，也可以让美国的火车在中国的轨道上跑。现在美国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感受到竞争压力，设置障碍不想让我们接轨，如果我们也不是最大可能地争取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认为可以建立自己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体系，可以绕开西方几百年来摸索出来的这套发展规律，那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有再次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作者是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