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智：民粹主义挡不住全球化4.0

“全球化4.0”这个概念，自今年年初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提出之后，近来引起了国际经济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及讨论。以数字经济和智能化生产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驱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范式变革。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技术变革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发挥着基础性驱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却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另一番景象。当全球化遇见民粹主义、开放遭遇壁垒之时，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将会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政治属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变革对于世界经济运行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重新思考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再平衡问题;重新思考全球化范式变革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深层次博弈及对全球化进程的后续影响。

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争，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民族主义经济学”之争。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强调的是世界市场自由主义的普适性。而民粹主义政策实践对应的是“民族主义经济学”，民族主义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同样源远流长。

一直以来，发达国家是自由贸易导向全球化进程的首要推动者，它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发展和传播。这种世界主义的源头在西方国家，以欧美等历史进程中的西方大国为主导。这种政策理念和实践具有世界主义属性，受到古典经济学以来西方主流经济理念的深远影响。当前，在曾经驱动世界主义经济学向前发展的西方大国集体掉队的背景下，必将引发世界范围内对于世界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新反思。

民粹主义具有社会思潮属性，这种思潮会传染到世界其他地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旦引发集体性反思，将会促使他们对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再认识。对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反思其实早已有之，德国民族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国家政治的分割性与世界主义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背离，除非全球统一体能够实现。两个国家要实现完全对等的自由贸易，必须建立在相类似的生产能力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出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对另一个国家的生产剥夺。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实愈发显示出这一迹象，一些长期依靠出口本国比较优势资源型初级产品的国家，往往容易受到“荷兰病”困扰，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危机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产业体系竞争乏力的影响。

当前民粹主义兴起的核心问题在于上一轮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在发达国家自身产业对外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最终形成了对政治层面的倒逼效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这种政策转向的标志性转折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性优势首次被颠覆，二者之间不再是“强”对“弱”的扶持或援助关系，而实质性地转化为“竞争性”和“对等化”关系，并且这种趋向“对等化”的关系转向具有历史发展的单向度特征。

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给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带来多元且复杂的影响。这种复杂性表现在分工范式转变背景下，两种经济体之间的深度博弈及其对分配公平的影响。

一方面，数字经济和智能化大发展背景下，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已不再构成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禀赋优势。发达国家借助自身技术竞争优势、技术性垄断甚至技术霸权，形成对发展中国家不对等的分工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展的消费市场将成为新资源禀赋，发达国家无法摆脱对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市场需求的依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全球发展责任方面的能力滞后也将危及到发达国家利益，比如环境和气候等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于建立和维系自身产业体系的认识比以往更为迫切。一些发展中国家会比发达国家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世界主义经济学可能带来的弊端。在政策实践上将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措施，并以这种保守化措施形成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等”。更为重要的是，在以数字经济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会更加意识到自身工业化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新产业的发展必须以传统工业化进程为基础，在缺乏有效参与国际分工抓手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的“后发优势”。因此也更需要一个免受外部冲击的市场来保护和发展自身稚嫩的产业体系。

换言之，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导向的保护主义会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层次的保护主义。这种“对等化”的保护将是一个长期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对话过程。因此，所有的技术性垄断和发达国家的自我市场保护终会形成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利益博弈关系，全球治理层面的深度博弈将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形式将会发生深刻变革。人们借助智能手机等终端进行的数字化消费将超越传统国家政策保护的能力范围。此外，相邻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更具有趋势化特征，区域主义大发展将成为全球化4.0的伴生产物。以东盟为例，电商和物流的大发展所带来的一体化效应甚至超越了任何政策层面的沟通和协调。区域内国家间不断提升的相互依赖性将逐步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结构，从太平洋一端到另一端的大规模、长距离货物贸易将不再具有普遍性意义。未来全球化进程变革很可能是结构性的，更趋向于符合地理经济学发展特征的区域主义。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技术变革驱动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博弈将有助于优化全球层面的治理结构，驱动更长远的全球化进程发展。(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