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人类进步不是相互抵制的结果

最近，由于苹果手机在中国的销售量下挫，而中国国产品牌手机的销量在国内上升，美国媒体有分析人士称，苹果正面临中国消费者的“非正式抵制”。美银美林集团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还警告说，中国消费需求已经对美国产品发生转向。

真的如此吗？最直接而又现实的事例是2018年12月28日，某国外品牌羽绒服的首家中国内地旗舰店在北京三里屯开业，媒体形容“顾客如织”。由于这是在西方媒体所谓 “中国抵制”的氛围和背景下出现，所以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国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国部分企业在海外发展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及相关机构“拒之门外”的冷遇，中国社会尤其是互联网舆论场出现了一种声音，就是要利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跟西方对抗。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观点，动因、对象各不相同，但目的一致，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彰显自己的力量，迫使对方就范。

从国家博弈的角度讲，这种观点看似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在于当抵制泛化，甚至异化为发泄，不仅无法达成目的，更严重的是与中国的发展道路相悖。那么这种观点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国到底会起到多大的影响？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

首先，从社会层面看，中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种“抵制心态”。这从中国人赴美欧日等国家旅游的数量上涨、购买这些国家产品逐年增多可以看出，苹果手机在华销量下降更多是由于技术和价格因素。

而一些人支持“对外抵制”，基本都源自于弱者心态，这导致他们几乎没有固定的目标，今天可能是针对美国，明天可能又针对日本澳大利亚。抵制泛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象泛化，另一个是议题和内容泛化。泛化背后是机理不明，义理不清。比如一些人一会将抵制由器物上升到文化，一会又由文化延伸到器物，进而是思想和价值观。这就反映出义理不清。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少数人在网络上呼喊“抵制”实际上放大了这种声音所产生的效应，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场景。

翻开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史，事实上，西方不少先进理念为我们所接纳后，带来了明显的社会进步。比如将中国妇女的脚从裹脚布中解放出来，让中国妇女与男子一样进入正规学堂等等，都是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理念的影响和启发。

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更没有抵制西方先进经验。在打破自然经济时代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农生活的初期，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生活器具和技术都是由西方引进。而到了今天，在学习西方工业化生产和科学技术后，中国因为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快速上升，已经让几乎所有中国人获得改变和受益。

再次，包括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内，都需明白一个道理——人类进步不是相互抵制的结果，而是文化交融的结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要避免被世界抛弃，只能积极主动地接纳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不断接受、包容外来文化几乎贯穿于中国文化史，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就是例证之一。世界文明史的演变大抵也是沿着这一趋势。包容是民族成熟和有底气的表现，是塑造大国国民的必由路径。在对中国革命事业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作出两个结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工业革命时期尚且如此，在世界已经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带来全球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切割，也不能切割。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对中国搞排挤、抵制注定不会成功，反之亦然。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当下，我们愈发明白，能够取得巨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一定不是闭关锁国、抵制西方的结果，而是勇于走出去、引进来，进而深度融合的结果。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民众对世界已经有了深刻理解，虽然网络上有一些抵制的言论，但理性声音更多且越来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有没有该抵制的东西？回答是肯定的。笔者认为需要抵制和警惕的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抵制霸道行径。国家和民族因多种因素导致发展程度上的差异，这要求先进对后进的帮助，但不能以粗暴无礼的方式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换言之，一个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国家，以自己的想当然强迫尚未解决全民温饱的国家复制自己，即便“初衷美丽”，却难避免灾难性后果。

另一方面，抵制反文明行为。长期的封闭与近代屈辱历史的双重作用，形成了少数国人比较强的弱者心态，如今仍无法超越自我。而西方国家不少人近期也出现因排外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而引发的反文明行为，这也是需要警惕和抵制的。(作者是兰州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