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川：技术民族主义时代，中美如何找到最大公约数

【文/ 黄育川】

在谈判最后关头就农产品采购和关税减让问题磋商成功，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关键结构性问题中尚未解决的是美国尤为关切的所谓“知识产权盗窃”。特朗普认为这个问题给美国每年带来六千亿美元损失，中方对此表示否认。

《南华早报》12月20日刊登黄育川文章《技术民族主义时代，中美如何找到最大公约数》

许多美国安全事务建制派认为，中国这种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是侵蚀美国大国地位计划的一部分。在他们眼里，对中国技术转让，不仅要考虑商业层面，而且要将此看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

尽管签署了这项新协议，但仍未解决围绕美国限制对华出售高科技设备、围绕中国创新发展的雄心（比如大力发展5G技术）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随着技术转让具有危险性的观点不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讨论也被模糊化了。

中美之间技术竞赛的原因是双方认识到创新推动的增长对于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很多人可以利用同样的点子，因此知识的广泛传播是有益的。

尽管中美近来在技术转让方面存在分歧，但两国在相似的发展阶段追求着相似的增长目标，而且都使用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政策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知识产权相关讨论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知识的流动性与创新的积极性。

美国业已站在创新前沿，不难理解它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体系来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保护不力，创意点子无须付费，模仿抄袭不受约束，那对新技术进行昂贵投资就缺乏积极性。通过保障创新者的垄断权，对此提供严格保护，可以克服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

但这种保护行为也可能走向极端，比如在医药领域，专利阻止了新的竞争者，且使成本大幅提升，因此引来批评抱怨。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技术并购已推动其从低等收入向中高等收入水平进步。中国已认识到技术升级的重要性以及在重要产业的能力有限，所以设计了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法，促进知识从国外流入。

中国常因造假而遭到毁谤，但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并不是抄袭本身，而是它如何从国外学习到了理念。中国公司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即时通讯软件开发商腾讯已充分展现将外国产品本地化是通往真正创新的跳板。实际上，美国在部分领域已经开始模仿中国同行企业。

《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显示：2018年中国专利申请数将近世界总量的一半

中美双方无法在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上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两国创新能力不同，而这和它们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密不可分的。发展中经济体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的各项创新来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国际多边组织已经强调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境技术转移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中国表现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帮助5亿人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合法或不一定完全合法地运用了外国知识。尽管美国坚持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仅排第64位，中国创新能力远不及经合组织（OECD）中其他成员国。

阻碍双方互相理解的还有政治体制的差异。美国公司关切自身利益，而专利就是用来排除其他公司，保护自己的收益。这也催生了赢家和输家：生产商获得垄断权，让消费价格提升，让竞争者出局。而民主国家就得针对这些分配效应有所回应，平衡各方利益。

相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能更大范围地追求长期国家利益且不受国内政治限制。中国把知识产权成果看作迈向创新领军地位的社会集体推动力，比如它会列出要获得专利总数的明确目标。

美国已经开始警惕中国目前采取的技术民族主义举措，最引人注目的是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其中包含一系列大刀阔斧的产业政策，旨在提升新型战略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比如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在民族主义的支持下，中国具备了抵挡国际社会阻力的能力。尽管技术采购的战略被视为违反国际准则，但已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先于中国采用这样的策略。过去几十年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类似情况。不过，随着他们的创新技术不断成熟，这些做法最终被摒弃。

饶是如此，当对象变成中国时，美国对外政策专家就不再把技术转移简单地视为经济学的平衡取舍。美国的技术民族主义体现在：将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强外国投资安全审查。

国家安全这一要素让中美双方增添了新的需要考虑的层面，这增加了双方成本：中国会因此错失能推动增长的知识转移；美国企业会因此错失赖以扩大规模的利润。

基于这样的复杂性来看，美国的谈判策略未达到预设目标。原因有二，第一：美国一开始就抱有错误观点，认为惩罚性关税可以强迫中国改革，之后才采取了分阶段的方式。中国快速发展最大的结果在于经济体制跟不上经济体量，从而给外界留下“中国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印象。实际上，知识产权政策制定方面的优先事项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经济情况，而且中国已经展现了在自愿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意愿。美国从知识产权盗窃者到知识产权保护者的历史角色转变，预示着中国走向技术前沿的过程中，其观点角度也会继续发生转变。

其次，因为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加上政府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中美双方对于知识产权所扮演的角色、中国成为技术强国的志向这两方面持有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对所有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困难是同等的；安全问题会带来影响也不仅涉及中美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还包括欧洲和其他地区。

今年11月，中国外长王毅参加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呼吁多边主义

在全球技术民族主义蔓延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大的平台来探讨技术转让，而不只是需求双边的解决方案。如要形成更为强有力的政治共识，需要20国集团这样的多边形式，从而让更广泛的利益诉求得到体现。如果中国要实现科技强国梦，那么采取这样的战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