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真“减负”，就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本文转自《半月谈》2019年第24期

导读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各种“减负令”“禁令”“规定”“紧急通知”等文件层出不穷，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然而，时至今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沉重，家长质疑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政策的初衷与实际的效果背离如此之远，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减负错了，还是减负的方式错了？半月谈编辑部近日邀请家长、一线教师、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专家等，就减负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以此激发更多的理性讨论。

1.真“减负”，应恢复学生在校时长

王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现在舆论中有太多的声音在指责家长给孩子“加负”是“不理性”的，但我认为，当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这口“锅”主要不应由家长来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学生面对的相当一部分课业负担，其实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近20年来，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训。

校外培训的兴起不是偶然，有客观环境因素诸如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贫富差距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民办教育崛起、单位制度解体等等，再加上我国重视教育、强调勤奋苦读的文化传统，这都使得越来越多孩子走进了校外培训班。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学生的在校时间变了。

在“减负”思潮推动下，过去二三十年，学生在校时间是不断缩短的。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确实减了学校的教学“负担”、减了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负担，但是在不改变文凭社会下的选拔性考试制度的情况下，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就意味着给了家长更多支配孩子学习时间的机会，而当家长普遍陷入“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补习”的囚徒困境恐惧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可想而知。

此消彼长之下，通过缩短学生在校时间来减负，其带来的效果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整个社会的教育总投入不减反增，孩子们重复机械训练式的课业负担不减反增。这些新增的课业负担就是我所说的“不必要”的课业负担。

由此，我认为，“减负”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于让家长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决策，而在于恢复学生在校时长，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之前，每周六天上学的模式。

至此，一定会有人诘难我：“这不是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了吗?”请注意，“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以在校时间长度而区分。教育部门和学校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家长会变本加厉地去延长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间，而课外培训班，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应试为目标。而当前的在校教育课程设计正在不断增加“素质提升”比重，在校与课外两边相比，哪边的应试色彩更浓重一目了然。

具体案例如关于此次“南京减负”，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有一个耸动的标题——“南京家长已疯，减负就等于制造学渣”。为什么“家长已疯”?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门大刀阔斧地砍掉学生在校时间，砍掉学校课程中的应试比重。家长一看，孩子应试的任务，学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办法，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办法就是花钱把孩子往课外培训班一放，于是孩子接受应试教育的时间又被不必要地延长了。

“南京减负”这样的操作并非个案，引起的连锁反应应引起我们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深思：所谓“减负”，并不是让学校把应试任务当成包袱甩给家长，而是要让学校负起责任来，把孩子的学习时间控制权重新收归于学校，这样一来，就杜绝了“不必要”的课外应试教育。在此基础上，学校要在严格监管下增设素质教育课程，增开体育、艺术甚至是编程等兴趣活动，让孩子们的时间投入到更多元化的发展选择之中。

如果教育政策能够出现如上设想中的转型，我认为，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做好师资和教学设施的均衡，否则就难免出现“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不平等”的恶果。

毋庸讳言，即使同样是公立学校，由于地域和城乡差异，现在同样待在学校里，有的孩子能学高尔夫，有的孩子却连一个篮球都摸不着；有的学校老师本硕“双一流”起步，甚至还聘有清华北大的博士，有的学校英语课只能等暑假来的大学生志愿者教。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学校教学质量之间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来得严重，但最近一些新闻事件也却说明，同样是公立学校却存在天壤之别，这样“用公共资金和权力制造的不平等”带给普通市民的相对剥夺感，远远超过了公众对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满。

在任何时候，教育政策都应该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应时刻保持警醒。

2.缺乏配套改革，减负很难独进

范先佐（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长期以来，我们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往往着眼于教育内部，而忽视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

比如，在相对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所受教育的质量和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选择的工作就越理想，获得的收入就越高。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过大，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实现向更高社会阶层的流动，就得找到更好的工作，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须上好的大学，想要上好的大学就要上好的中学、小学，就要进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哪一环都不省心。

因此，这个起跑线不仅拴住了高中阶段的许多学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儿园阶段，甚至胎教阶段，层层加码，恶化了教育生态，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加之，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输不起，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

所以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不单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如果仅限于在教育系统寻找答案，让教育系统单兵独进，很难解决问题。真正实现减负，需要比较系统全面的改革，不仅要着力破除制约教育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与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淡化文凭、学历、名校等标签在用人上的硬性标准。学历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能力，在于知识结构。我们应该通过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从拼文凭走向拼能力，从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文凭低一点没关系，只要自己努力，照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前途，照样能得到提升。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减负问题就容易多了。

同时，社会各个行业的收入差距也不应该那么大。如果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和一个大学教授，都可以有比较体面的生活，这样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去从事某个职业，更不是哪个职业流行、收入高，就往哪里去，而是哪里适合我就往哪里去，帮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工作，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教育的功利性没那么强，减负问题也就好解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