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没被极端价值牵着鼻子走，是中国的发展优势
2019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新中国70华诞，见证祖国繁荣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国际形势呈现出了复杂的变化，西方民主政治衰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白左”思潮的发展等等，都向我们提示着西方政治与文化体系的裂变。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也提醒我们要留意思想观念因素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辞旧迎新之际，观察者网推出年终盘点系列文章，继续秉持“中国关怀·全球视野”的理念，回顾2019，展望2020。
首期我们推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老师的专访。面对全球政治思潮的波动，樊鹏老师提出，过去四十年，中国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总体上没有被超越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所左右，没有让极端价值牵着鼻子走，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但仍应留意，随着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中国的社会观念形态尤其是大都市地区的精神秩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之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西方政治体系和权力运行方式走到今天，许多情况下不再是围绕着具体问题想解决办法，而是被选举政治、极端价值和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年瑞典女孩的事儿恰好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环保主义在西方一直有市场，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格外激进。您觉得这种思潮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会出现激进化的倾向？
**樊鹏：**应该说这是“政治极化”的一种表现，从中透露出去工业化、后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得更极端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白左”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回溯一下西方思想史，不难发现自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教改革以来，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始终有着一个以人类普遍性道德原则为核心的追问。例如在工业革命早期，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就提出了人类普遍公益效用的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业化背景下的环保主义、“白左”思想的渊薮来自这一追问。只是这种思想早期尚未过多脱离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政治经验。当西方人凭借工业革命进行物质生产和技术创新时，这种思想追求表达了人类对长远发展的关怀，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是具有很强进步意义的。
这种以“超越价值”作为使命担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新教徒建立的国家——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市场。这种价值体系在表现出对于工业化社会的积极影响之余，也展现出了极端保守的一面。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进步时代”，当时的媒体、官员、学者、思想家、社会进步人士会通过大联合来推动美国公共政策领域的改变，推进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这些进步左翼发展转变为以身份政治、“反虐”为核心的人权解放运动以及以倡导政治多元化为核心的政治左翼运动。
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同冷战有一定关系，它在政治领域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体系基础。但是政治左翼理念最终还是沦为了犹太集团、建制精英和全球化资本精英的叙述工具，被特朗普说成是假大空的“政治正确”，用以驱逐政治上的“老帮菜”。
格里塔（左）和施瓦辛格（右）一同骑自行车（图源：@Schwarzenegger）
今天，极端左翼应运而生，中国人形容他们为“白左”。他们把那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对于人类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追问，以及新教传统中的若干教条，提炼出来形成了一套极端化的价值规范。比如瑞典的环保女孩为了呼吁环保做的事情就很极端，而且她还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大量声援。
白左思潮的蔓延往往同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相伴而生，这是社会撕裂的一个重要标志。前段时间，我去德国和奥地利考察，看到到处都充斥着极端环保主义的“绿色运动”。这些运动不仅驱使德国承诺全国范围内去除所有核能源设施，而且要求农业生产不能用化肥、除草剂、杀虫剂。这无疑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威胁，所以，我们在德国波恩就看到当地的农业协会开着数百量拖拉机上街游行，反对极端环保政策。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想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的文化精英团体产生了应激反应，不想和你平起平坐。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进入到各国的议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淘汰落后产能，驱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由此也使得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得到输出和普遍接受，使得中产阶级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但到了今天，这一全球化进程出现了一个拐点。凭借多年的发展，前工业化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充分工业化的结果，拥有了与老牌发达国家相似的生产方式、消费能力和价值体系。当发达国家发现这一点时，他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了。
美剧《绯闻女孩》剧照
这次我到德国见了一位教授，他告诉我们，原先在德国的小城镇地区没有什么激进化思想。大家都享受着相对安静的生活，但现在居民们看到来自全球的人士出现在身边，就开始产生紧张感以及其他情绪的变化。这可以算作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的关注点不在小城镇，我认为真正推动这一波保守价值发展的是发达国家大都市地区。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工业化水平与他们并驾齐驱，我们的消费主义、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跟他们接近的时候，他们觉得无法接受了。以移民问题为例，传统的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对移民应该持包容的态度。但现在大范围接受移民的国家对此问题变得越来越保守，民众越来越担心移民抢夺自己的资源，威胁自己的安全。
可是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似乎被“政治正确”绑架了，而后者则对政治家和现有的政治系统失去信任。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格外明显。德国总理面含微笑接受了100万难民，但是这个国家的管治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要承受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众要面对一个新的社区环境，所以现在德国掀起了保守主义浪潮，另类选择党已经走上前台，推动保守的难民政策，保护德国本土价值，甚至公然宣扬纳粹主义。包括法国极端右翼的兴起也是类似的逻辑。可以说，西方的这种政治极化，在政治层面使得政治家的政治操守（或许是被打碎了牙齿还要往肚子里咽）与民众的实际关切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
最后还应看到的是，新兴技术的应用对于去工业化价值观、反全球化价值观、极端保守理念，以及政治极化的过程起到了催化作用。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议程的塑造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金字塔型的精英话语结构塑造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的体系已经被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模式是联合国或国际组织确定一个议题通过西方的跨国传媒集团来传播。传播的内容基本也是拥护全球化或某些普世价值，所以很容易传播。在这样一种传播途径下，极端议题是不容易传播的。但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些极端议题在大众传媒的时代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在吸引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普罗大众。也就是说，极端议题与草根式的社会运动嫁接在了一起，由此也使得极端议题在呈现后现代性之余，也呈现了民粹的特点。
观察者网：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白左”思维在当下的西方很有市场。这种思潮这两年在中国有一定的争议，也有一定的市场。在您看来，为什么所谓的“白左”思维会在中国产生影响？
樊鹏：“白左”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发生在大都市地区，因为这种思想的扩散与都市的生产方式、商品交换方式、社会交互方式以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密切相关。“白左”建构了某种后现代化的精神社区。表面上看“白左”与中国离得有点儿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白左”思想并不仅仅发生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或仅仅是白人精英价值，事实上它出现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工业化国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级事物。如果说今天西方世界正在被“白左”思潮和“民粹”思潮的对立而撕裂，一些尚未达到充分工业化水平的中等国家，也在遭受同自身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极端价值的困扰。
近期，我跟随中国社科院团组赴南非考察，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南非亟待解决现代化、工业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瓶颈和挑战，面临诸如发展迟缓、高贫困率、高失业率以及国家债务居高不下等问题的严重困扰，2018年南非人均GDP仅为6500美元，接近十年前的水平，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高达55%（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1天1.9美元，非洲国家总体贫困率约41%），失业率25%，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7%。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普遍感觉到南非的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似乎并非贫困、发展问题，而是劳工权利、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无核化发展（事实上南非目前还没有已建成核电站）等一系列后现代价值，这些价值几乎毫无疑问超越了南非的发展阶段。南非知识分子是受后殖民话理念和后现代化话语影响的一代，他们显然过早接受了后工业化理念，这些超越发展阶段的极端价值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系统有点“早熟”了。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让中国社会释放出了极大的发展动能，也使整个国家的观念体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和剧烈的城镇化过程中，总体上没有产生超越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国家没有被极端价值和思潮所绑架，这是中国得享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但是仍应留意，随着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中国的观念形态和精神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数十年，也让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再组织化过程。我们传统的城乡分割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单位体制，甚至市场的基本结构，都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我们的城市化程度已经从1980年的18.2%发展到2018年的59.9%，我们城市就业总人口中的单位就业人口，也就是俗称的体制内人员，现在只有14%。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超级大都市集群，人口破千万的城市翻倍增长。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和意识形态有着可观的影响。
任何主流的思想观念都有其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传统儒教的生活伦理，主要依赖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庭这样一种社会单元，群众路线价值观主要依赖于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相对封闭的农村公社和单位为，西方自由民主和政治观念，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体系和社会化组织形态。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观念体系或作为统治秩序支撑的意识形态，同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构成和基本功能结构是高度吻合的。今天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也只能依赖于国家所控制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组织架构和社会福利系统。
在现有的受互联网经济和新兴技术驱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下，还出现了巨量的社会复杂性问题，这也为极端价值、后工业化理念的扩散提供了土壤。“白左”也是社会复杂性问题在观念世界的反映。
以我们赖以生活的家庭为例，现在有了外卖服务，每个家庭可能都不用做饭了，购物也可以靠网购解决。家庭的伦理关系，逐渐变成了经济契约关系。甚至还有互联网的性产业服务，将来可能会广泛应用的人工智能聊天服务，以及更加智能的陪伴机器人，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实际上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家庭和配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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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象这些条件的变化，会造成原有社会功能主体的萎缩，其社会作用的逐渐萎缩，带来的的无疑是社会精神结构的重组、新兴价值体系的出现以及新型社会组织结构的出现。今天，网上的虚拟社区俱乐部层出不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香港的连登社区也是一个例子。在英国，有一个叫“All OUT”的全球性同性恋组织，可以在短短两天内动员全球60多个国家的会员，组织6万多人去到英国大使馆请愿。可见这种虚拟的新精神秩序带来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实际上对传统的政治权力形成了极大的压力。
“白左”思想实际上就是某种极端去工业化思潮的反映，类似思想的危害不仅在于它可能超越发展阶段，可能制造价值对立乃至激发民粹主义倾向，而且极端观念的有组织化聚集，还可能穿越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白左拒绝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假设）和主权结构，对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发展型政府的议程设置、资源配置和重大决策将形成无形但巨大的掣肘。
在中国，类似的价值理念也正借助于互联网的新兴技术手段，从传统的社会生产体系和传统的功能细胞中脱颖而出，引发关注。我自己觉得中国事实上要高度关注大城市集群崛起之后的后工业化问题和城市公众的精神秩序问题。也许西方“白左”那种极端的表达形式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但是我们仍然要关注到中国社会潜在的向后工业化转变的趋势。
观察者网：可以理解，您认为中国没有受极端思想观念的牵制，这是我们得享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但是在国际场域呢？关于中美制度对比，曾有人提出文化能力的问题可能会形成某种“木桶效应”。也就是说，中美之间都有自己的短板，也都有自己的长处，但是中国在文化输出、话语建构方面存在显著短板，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比之于美国会有更明显的流失。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您怎么看？
**樊鹏：**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国家能力相对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确实有自己的短板，我们刚才讲到的政治极化现象在美国也有表现，意识形态辩争给这个国家的运行增添了很多成本，甚至曾数次使国家撕裂。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日趋回归保守主义，整个美国社会不太容易形成共识。尽管现在美国也有人在提所谓的“朝野共识”、“政商共识”，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到底是拥抱全球化还是反全球化？到底是坚持左翼价值还是不管黑白继续一条道走下去？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还是很激烈。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意识形态化、极端价值因素在美国国内可能发挥消极作用，但是在国际场域善于运用意识形态处理问题开展杀伐纷争，这是他们的核心利器。被我们称之为“白左”的那些极端价值，在国际领域可以使欧美发达国家站在更高的道义制高点和价值制高点上，对发展中国家指指点点，人为制造议题或干扰你的发展议程——像是我在南非所感受到的那样，甚至可以被用作强有力的政治工具抹黑你的国家行为。今天，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还是中非合作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些问题，西方势力想用去去工业化价值给其他国家洗洗脑，想给中国的对外发展实施戴上个“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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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的制度当然也有明显优势。我们建国的历史逻辑和美国有着本质区别。美国是新教徒建立的国家，而我们是由一个民族的先进政党，通过努力将这一盘散沙式的国家重新凝聚起来。这一事实决定了，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政权可以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可以协调各方利益，可以使国家的法律、政策得到稳定连贯的执行和实施，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推动中国的工业化。
世界银行都曾称赞过中国的相对健全的制度体系和相对高效的制度执行力，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快速经济发展和复杂社会变迁中可以保持稳定和团结。中国政治体制中没有西式的通过政府“轮庄”消解体制外压的机制，在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体制中，政治撕裂的成本要大大高于英美等国家，我们承担着极高的建制风险和无限责任。
但是或许也由于此，中国反而没有特别明显的被内部政治纷争撕裂的迹象，虽然个别时期权力体系内部的运行出现过报警信号，但是很快得以修复。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集中制、政治协商、央地关系调节等一系列机制，较有效地推动了各方达成共识。当然，这一点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内部充满了张力，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处理这些纷争的模式方面，优势还是很显著的。
当然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国际上，我们政治体系的价值传送，或者说是我们在国际舆论空间中制造意见的能力比较弱，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考量一下美国输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就会发现其中也有问题。譬如，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受虐的思想。因为美国是一群受难者建立的，他们乘坐5月花号来到这片土地，所以在他们设计的制度框架中，免于受到迫害是居于所有价值伦理的首位的。除了这种政治反虐之外，他们还强调的是人人都要进行政治参与，可是他们却不追问是否人人都有政治参与的资本和能力。
“人权”、“选举”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历史经验范畴里是有效的，也是具体发挥过历史作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两个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可是美国就依仗着强大的国力、军力和传媒能力，在输出这些价值之余对他国指手画脚。
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做的比说的多。比如说，我们推进环保运动，都是在戈壁滩上一棵树、一棵树种出来的，将高污染工厂一个厂、一个厂关出来的。但西方一方面在国内能源高度消耗之余，另一方面还提倡着超越现实条件的极端环保主义价值。未来，我们不但要做得好，还得说得好。现在，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很好的在国际社会发声的实践。但是如何描述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这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的森林面积增长情况
观察者网：王绍光老师曾提到，中国的发展可谓是“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在大方向上基本没变。而在前三十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也看到许多通过运动形式来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就此而言，您如何评价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争论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
**樊鹏：**我和王老师在这方面有共识。我和王老师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共识型决策》，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医疗改革，就发现相对于英美等国家而言，我们的精力相对没有过多地被意识形态论争所消耗。这种论争是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撕扯着国家的政治体系。
像医改这种例子，你就能看出来，在其他国家搞这一项改革是非常难的，因为要依赖于很多社会党派的支持，所以容易受到党派政治斗争的影响。在极化政治的影响下，你会发现许多国家在一些发展政策上会被某种意识形态的辩争所困扰和耽误，尤其是美国。
我刚才已经提到，美国是一个以霍布斯主义加新教主义为原则立国的国家，新教徒的一个传统就是善于把任何具体问题转化为道德辨争。比如说美国的医改，奥巴马说我们就是为3000万没有任何医保的人建立一个公立的医保。可反对者马上就站出来质问为什么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建医保？个人通过什么方式看病，这是个人的选择权，个人选择是不可以由国家意志替代的。
比如说德国的难民问题，你也能够看到，立马就会有两种党派意见针锋相对。而且伴随着党派竞争，外围的意见团体和政治倡议团体就开始介入，比如说英国脱欧，这也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当政治领域的纷争已经达到白热化之后，政治家就把一些决策事项一揽子抛给了民众来公投，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12月5日，佩洛西被记者问及是否因为“恨”（hate）特朗普，才推进弹劾条款。 佩洛西愤怒回应：“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讨厌你在说我的句子中使用‘恨’这个词。”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政治家没办法，他在正常的宪制规则里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诉诸于民粹的方式、公投的方式。比起中国来说，西方政治体制出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辩争已经渗透到了他的政治体系的内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也有过左右之争，讨论过是先发展还是先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在国际场域讨论过是爱国激情更重要还是“闷声大发财”的问题？但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一次极端政治之后，人民在80年代很快地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基本盘还是要发展，大家认可的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标杆体系基本是一致的。
意识形态的纷争没有特别严重地进入到政策过程，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极有关系。过去，姚洋说我们是一个中性政府，是个不偏不倚的政府。什么叫无偏倚的政府？它实际上就是不被一些极端意识形态的东西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具备这样一种领导能力，我想根源还在于中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中国经验主义历史传统的影响。我们几代领导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坚持要用经验主义来处理问题。这个经验主义包括“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包括习总书记说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等等价值理念。我们中国的执政还是比较稳健，比较冷静的，我们相信实践高于相信理论。我们的所有理论学说和观点，甚至包括作为国家根本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中国无论任何群体、任何所谓文化精英，你说得再怎么天花乱坠，唱得再高，都没有用。瑞士小女孩这类“白左”的嘶声力竭，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同情，我不觉得这是坏事，相反这是我们相对于西方政治文明体系的自身特点。
观察者网：亨廷顿曾经有一个观点，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发生各种矛盾冲突之后，总会回溯建国之初的符号。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士在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问题后开始追忆前三十年、追忆毛主席，您觉得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到我国政治文化的进程？
**樊鹏：**我们的社会虽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纷争，包括左翼价值的回归，但这些都在合理的范围内。评价任何时期的政治发展，包括今天的改革，都应该站在一个更加实事求是、更加客观的进度上，不能够随意地把现实的执政放置在某一个意识形态图谱里边来加以衡量，任何政治行动的合理性论证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情形和形势任务为前提，否则就抹杀了客观的基准，成了“刻舟求剑”。我们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这样容易把社会撕裂，也容易贻误发展的时机。
对于你提到的历史评价问题，比如说对毛主席的历史评价，我们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对于前三十年的奠基作用给予客观评价。在前三十年，我们形成了党和国家的基本政治体系，完成了初步建立完整的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历史任务，在提高社会受教育水平、解放妇女权利以及增加人类发展指数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历史功绩。
影视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不能够说你喜欢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你就要用那个时期所有的价值取向、治理工具来处理今天的所有问题，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使我们今天不用一些那个时代的治理方式，但也不代表我们不尊重、不怀念它。我们今天用什么？“任务决定工具”，这样反而显得我们更加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心平气和。
观察者网：通常，我们会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检验党的自我更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书记这几年也一直强调这一点。那么您觉得除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之外，党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我更新能力？
**樊鹏：**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有两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你也要清楚一点，国家要向前发展，要实现民族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任务，所主要依据的根本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支柱构成的。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样比较宏观的表达外，我们还要关注中国的制度在具体领域如何实践？如果大家关注党的四中全会就会发现，四中全会强调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实际上就是提高制度效能。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理论拥有优越性，但是处理不了一些现实问题。总的来说就是问题导向能力差、目标导向能力差和制度执行力差三大问题。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通过宪法改革，我们调整了一些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党和国家两个层次来统筹协调。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也是广义的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要统筹起来。
其次就是对党政军群的机构进行重大的调整，使得这套机构能够实现适应改革的和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系统性的需要，实现制度资源的多要素联动。比如说处理香港问题，那么多部门负责，最后谁来负总责？怎么样实现制度的有效对接？比如说我们的宣传舆论、互联网监管，很多部门负责，是不是？比如我们宗教领域的问题，我们也有宗教局、统战部、民宗委各种各样的部门，是不是？等等。
正如总书记一直在说的，“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国家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用制度的威力应对风险，显得格外重要。我们现在要打通组织的界限和壁垒，在党领导的国家体系内部强化多要素联动，形成制度合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要意识到衡量政府的能力，还取决于同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我们现在这套体制可以处理现今的一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事务，但是未必能够处置那些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和领域问题。比如像类似于香港这种事情，比如说超级发达的大都市的管理问题，比如说剧烈变化的青年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你能够提供足够高效的预警吗？你能够应对城市里边出现的激烈的“白左”思潮吗？你能够处理跨领域、跨区域的重大社会运动吗？这类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用传统的稳定器和传统的结构功能来处理，而需要挖掘崭新的工具。改革开放40年，我们这种活力迸发出来的新型的社会组织和新型的市场组织里边，或许就能为我们提供新工具。
我觉得要让我们的新型技术公司、新型经济组织、新型专业组织，团结在党周围，而不是把党和他们的关系理解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应该秉持“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建设者”的原则，既要形成一个体系内外高效协同的机制，也要建立一个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共同维护发展利益和政治安全，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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