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祺：刺激印穆冲突，莫迪又举着民族主义大旗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姚祺】
12月11-12日，《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分别在印度的下议院和上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2014年12月31日前入境印度的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国的非法移民均可以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但排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这一规定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与骚乱，目前已蔓延至包括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多个城市，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印度民族宗教构成复杂，宗教冲突自古绵延不绝，近代以来则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本次修法引发的骚乱，根源即在于印度社会长期以来的印穆冲突。
由来已久的宗教冲突
由于历史上多次经历大规模外族入侵，现代印度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历史上，公元前3000年，达罗毗荼人在南亚次大陆定居，之后雅利安人大规模从西北部侵入，随后陆续又有波斯人、大月氏人、厌哒人等又分别迁入。
到今天，印度境内已经有10个大民族和几百个小民族。在大民族中，印度斯坦族占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族占7.7%，泰米尔族占7.4%。
与民族相比，印度宗教的分布相对集中，83%的印度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1.3%，其余人口则分别信仰基督宗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和袄教等众多宗教。
从两组数字不难看出，对于印度社会来说，作为凝聚共同价值和意识的工具，宗教要比民族更为有用。而作为信徒人口最多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印度社会宗教冲突最为主要的两个群体。此外，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之间的冲突在西北部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也时有发生。
宗教多元的印度社会
印度教是印度的原生宗教，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这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哈拉帕文明诞生的时代。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并在500年后建立高度发达的吠陀文明。吠陀时期是印度教内的婆罗门教派形成的时期。此后，北印度逐渐出现了十几个小国，皆以印度教为主流。
公园322年，孔雀王朝建立，印度第一次实现统一。孔雀王朝的国王阿育王为佛教徒，但面对已经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印度教，孔雀王朝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孔雀王朝灭亡后，印度又迎来了几轮外族入侵，一直到公元319年，笈多王朝重新统一印度，印度教迎来进一步的发展。笈多王朝一直到公元500年开始衰落，印度教的不同教派此时大多已经出现。
一百多年后，伊斯兰教开始进入印度伊斯兰教。事实上，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诞生后不久即进入印度。8世纪，印度出现了第一座被阿拉伯穆斯林完全侵占的城市第巴尔城。随后，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阿富汗人、波斯人又陆续入侵印度，并很快占领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德里苏丹国总共经历5世，统治长达300余年。伊斯兰教自此扎根南亚次大陆，成为一种主流宗教。
此后，印度在政治上经历了长期的南北对峙。北方虽然经历了蒙古人的反复入侵，但伊斯兰教却能够顺利地在本地人和外来人中传播。而南方各国则始终以印度教为主。直到1526年，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建立莫卧儿帝国，第三次统一整个南亚次大陆。
突厥伊斯兰哥疾宁王朝入侵印度
从上文的简单回溯不难发现，印度教固然是贯穿印度整个历史，但自公元8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就开始在南亚大陆与印度教对峙冲突。尽管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教与佛教等宗教就常有冲突，但一般都停留在教义教规方面的持续辩论，并以失败者皈依胜利者告终。以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印度境内各类统治者此前对不同宗教也总体采取包容态度，即使国王本人虔诚信仰某种宗教或教派，也不妨碍其能够接受其他教派或宗教的发展。
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就以暴力斗争为主，争斗的结果也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实施彻底的统治。莫卧儿帝国时代，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信徒之间的张力空前高涨。以奥朗则布时期（1657-1707）为例，由于中央颁布了各类歧视和打压印度教徒的政策，导致印度教徒在各地频频发起暴力抗争。这种冲突样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印度。
殖民地时代的印穆冲突
1534年，莫卧儿王朝开始割让土地给葡萄牙人，印度逐步沦为殖民地。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替代葡萄牙人逐步殖民印度，并在1857年完全统治南亚次大陆。也是在几乎同一时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在印度逐渐从古代模式转化到近代化的组织模式，并且伴随着印度民族主义与独立意识萌芽，印度社会的印穆冲突也进入新阶段。
普拉西战役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始
进入19世纪，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组织形态都开始发生改变。随着殖民者及其带来的基督宗教对印度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入侵，印度本土宗教为了组织更有力的反击，也开始谋求通过结社加强组织性，从而增强对抗的力量。
印度教首先在1828年，由R.M.罗易建立梵社。1875年，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成立雅利安社。1897年，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成立。这三个印度教改革团体，不仅改革了古典印度教，使之在教义和宗教实践上与近现代社会相适应，更提出了团结印度不同民族人民的愿景，使印度教转型为跨地区、跨民族的普世宗教，也使印度教具有了更强大的动员能力。
与之相对的，1836年，第一个穆斯林启蒙团体也在印度成立。1877年，赛义德·艾哈麦德成立阿里加学院，这个学院成为印度穆斯林启蒙运动的中心。这些穆斯林社团的成立，同样起到了凝聚印度穆斯林力量的作用，更通过对教义和教规的近代化阐释，使其具备与英国殖民者对话的能力。
汹涌的印度独立运动
20世纪以后，经历过改革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印度持续发展，并与当时在全世界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形成具有印度特色的宗教民族主义，学术界称之为“教派主义”。
1906年，穆斯林成立全印穆斯林联盟，旨在维护和争取穆斯林权益，并积极谋求与英国人的合作，在1930年提出在印度北方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
1915年，印度教的全印度现代团体——印度教大斋会成立，高举宗教民族主义大旗，将印度、印度人和印度教三者链接起来，鼓吹保护印度教语境下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建立纯印度教的国家。1925年，海德格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普尔创建了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关注社会工作的同时，特别强调印度教与印度文化的传承发扬，并很快成为一个印度教民主主义团体。
这类组织在两个宗教中都不断出现且活动积极，使得传统的宗教认同与新兴的民族主义结合，形成了更为强烈而坚定的价值认同，使得印穆之间的冲突等级、双方的立场固化随之不断加剧。
导致印穆冲突在近代印度加剧的另一因素则是英国人的“分而治之”策略。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是绝对的少数，因而英国在殖民印度时，采取了大量分化本地人的政策，使得各派别均希望拉拢殖民当局打压其他派别，从而维护英国人自身在印度的统治与利益。
举例来说，英国人将印度分为英属印度和英属土邦印度，所谓土邦即次一级的政治实体，有自己的统治政权，而英国人则通过这些本土政权间接统治，这样的土邦在印度竟有数百个之多，如此细小的划分使得任何土邦都无力组织能够推翻英国人殖民统治的抵抗。
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英国人同样采取了分化政策。特别是在20世纪初，印度民族主义勃兴，国大党提出“民族自治”口号后，这种分化尤为明显。1905年，英国人将孟加拉地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在两个区域占多数，使两个地区彼此斗争牵制。
面对日渐高涨的民族自治声浪，英国殖民当局同意在印度实施议会制后，却又为了削弱在人数上占多数的印度教团体，支持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人团体”，以对抗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民族主义力量。
具体来说，英国殖民当局尤其支持全印穆斯林联盟，并支持他们提出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是两个民族”的主张。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穆斯林联盟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国大党的印度第二大党。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从宗教、社会领域蔓延到议会之中。这种持续冲突，最终酿成了印巴分治，并持续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印巴冲突，以及印度境内的印穆冲突。
独立后印度的印穆冲突
1947年，随着印巴分治条约的签署，英属印度解体，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自治领分别成立。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事实上是选择建立世俗主义国家政策，并未如巴基斯坦一样宣布国教，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禁止宗教歧视和自由接受宗教教育的多项条款。然而，这并不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终结，反而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
印巴分治导致的人口大迁徙
印巴分治之始，虽然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穆斯林居民占多数，而在印度境内印度教徒占多数，但实际上混居现象在两国境内皆已有数千年历史。突然而来的分治，使得印度境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徙。由于分治方案公布仓促，两国国境线更是在独立当天方才公布，大量人口盲目奔波，沦为难民，数不尽的冲突、暴动、屠杀和复仇在此期间发生，两族之间仇杀自此不断，丧生者超过50万，超过1200万人流离失所，为现代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划下一道久久难以平复的裂痕。甚至被万千印度人民敬仰的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都在这血雨腥风中，只因主张双方和睦共处而被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暗杀。
印巴分治期间随处可见的流血
此后，印度的印穆冲突在国际上演变为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对峙、战争和军备竞赛，在国内则持续印穆之间的仇杀与敌视。
独立之后，国大党长期实施一党独大统治，而国大党自成立以来都以民族主义作为组织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推手，导致印度教教派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事实上对仍然留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形成生存和发展的压力。穆斯林不甘于被强迫在接受印度教与成为二等公民之间做选择，频频发起反击，导致彼此之间仇杀不断。
另一方面，民主选举中的动员催票过程中，宗教和民族往往成为最有力的动员工具，教派主义与宗教认同在一次次动员中也被日益巩固，使彼此之间的对立更难化解。此外，随着全球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团体与伊斯兰世界的连接更为紧密，这给印度教徒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感，也加速了双方的敌视与对峙。
围绕巴布里清真寺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该清真寺位于印度北方邦，始建于1528年。1949年，几位印度教徒潜入清真寺立了一尊罗摩神像，之后清真寺关闭了33年。1986年，巴布里清真寺重新开放，造成了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弹，自1986年开始就爆发了不止50次骚乱冲突。1992年，十多万印度教徒闯入该清真寺，将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世界影响力的清真寺拆毁，引发全国性的印穆冲突，超过3000人遇难。一直到2002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在清真寺遗址不允许任何宗教团体举行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骚乱方才平息。但印度社会的宗教冲突远未就此消失。
巴布里清真寺被捣毁
1998年，国大党首次在选举中失去政权，印度人民党组织执政联盟实现第一次执政，由瓦捷帕伊担任总理。但国会并未过半，只能组织少数政府。2014年，人民党第二次获胜执政，并且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莫迪担任总理。
印度人民党是长期仅次于国大党的印度第二大党，以印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在1992年拆毁巴卑尔清真寺事件中，人民党就是重要的幕后推手。瓦捷帕伊任上，就曾称在巴卑尔清真寺原址修建罗摩庙是“尚未完成的任务”。
现任总理莫迪更是一个知名的民族主义领袖，在他主政家乡古吉拉特邦期间，该地就频繁爆发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在其担任总理期间，对外采取强硬立场，对巴基斯坦境内所谓“恐怖组织据点”主动发起空袭；对内则纵容印度教极端主义行动。
举例来说，自2014年执政以来，莫迪政府通过《反改教法》的立法，禁止教徒自愿改宗，使得地方层面频频发生对改宗信徒的残酷迫害甚至杀害；默许“回家运动”，鼓动穆斯林与基督徒改宗印度教；在媒体上传播仇恨言论，鼓吹印度教民族之一的“印度教特性”思想，旨在建立单一的印度教国家；纵容印度全境频繁发生的印度教徒以“私宰牛只”罪名处决穆斯林，推动针对穆斯林的“牛保护运动”。此外，莫迪还大量任用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代表人物进入内阁，以此换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加速印度政府“印度教特性”的特点。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印度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要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传统意识形态对峙的淡化，民族宗教冲突如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在印度有着显著的加剧趋势。
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经济发展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他动员支持稳固统治的两大支柱。今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疲软，莫迪的经济承诺难以实现。可以想见，人民党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将更仰赖民族主义工具。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宗教族群冲突只会更加激烈。这次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通过，恐怕将是新一轮印穆冲突的导火索。国际伊斯兰世界对此次修法事件的态度，对事态发展也会起到关键影响。印度社会最终的和解，仍然遥遥无期。
此次修法后的骚乱正在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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