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兵：爱国宪法主义，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基本模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晓兵】

今天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纪念日，这是澳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1999年12月20日，“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从构想转化为现实，澳门也从昔日葡萄牙占领管制下的一个特殊区域转变为中国依照宪法规定而设立的特区，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为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崭新的局面，也让澳门特区成为探索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基本模式和宝贵经验的试验田和示范地。

去年“国家宪法日”前后，我非常荣幸受邀参加由民众建澳联盟主办、民众青年会协办的“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二十五周年——《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实践与展望”专题研讨会。在演讲的过程中，我尝试对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历史过程进行回顾，对澳门特区实施“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于是我提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宪法爱国主义：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

澳门半岛新口岸一带夜景。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为什么要提出来“爱国宪法主义”这样的一种基本模式，主要原因就是在澳门特区即将迎来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要思考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和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是否有一种区别？或者说，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让我们能够区分澳门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以“爱国宪法主义”来总结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时刻的反思和总结。澳门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有一个非常突出而明显的特质，那就是澳门特区始终坚持了“爱国爱澳”的传统和基本要求。

在澳门特区实施基本法、展开“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像香港特区最近几年出现极端的政治倾向，从最初的“占中运动”到后来的政改方案被捆绑否决，再到旺角风波，以至于激进的“港独”组织出现等等，“港独”思潮肆意传播，一些激进的政治行为大行其道，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甚至登堂入室进入香港特区立法会。

这种情形和趋势一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香港基本法，经过香港特区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洗礼，在林郑月娥女士率领新一届特区政府成员就职之后的2018年，香港特区逐渐显示出对于“后占中”时代的一些极端政治行为逐渐进行清理，香港社会逐渐开始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和立场。

那么为什么要把澳门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总结为“爱国宪法主义”呢？其中一个比较的出发点是，除了香港特区基本法实施和“一国两制”实践之外，欧美曾经有过“宪法爱国主义”的说法和实践。其实哈贝马斯是基于欧洲的背景、美国的榜样，特别是德国非常特别的宪法实施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出了这样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即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这样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宪法观、国家观，经过这么一种转换，而变成了以宪法观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宪法观、国家观。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提法呢？实际上是基于德国的经验、历史和背景，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魏玛共和的失败、德国二战中的暴行、东西德的分裂分治，还有在美、苏、英、法四国占领下而展开的制宪、行宪活动，德国这个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必须实现对其民族主义的超越，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包袱，一种负担，不仅不是一个加分项，反而会造成一种减分。

在此背景下，德国该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建构欧洲大厦的过程中扮演火车头的角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原子能联营、经济共同体到后来的欧共体，直到发展出欧盟这样的紧密型区域组织，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超级的欧罗巴合众国蓝图进一步呈现，将欧盟改造成为欧罗巴合众国的雄心和志向如何实现，一个基本路径就是通过宪法观念和宪法制度的再造来构建出新的欧洲大厦，生成新的欧洲认同，这个欧罗巴合众国的大厦就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国家，而以这样一种具有宪法属性、宪法价值的规则为基础而构建起来。

也就是说，“宪法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过程和国际环境，在突围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变种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观念，或者说政治模式。德国在面临再造或者重塑的艰巨任务时，需要超越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转换为以体现和浓缩自由民主价值的宪法观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种升华和重生。这种再造或者重塑的历史过程又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交织重叠，从欧共体到欧盟再到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制宪过程更是要超越民族国家而转换为超国家的治理，这一过程又要通过宪法观念和宪法制度的再造或者重塑来得以实现。

欧洲学者所主张的宪法爱国主义也有美国经验的影响和启示，美国从早期相对独立的13个州发展成为更加强大的联邦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同样遵循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模式，通过费城制宪这个过程为联邦奠定了制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强化联邦的角色、权力和职能，不断的扩张联邦的势力，以至于今天形成了这样一个超级帝国。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宪法中所说的We the people，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的人民的问题，它是通过这种人为的塑造，也就是宪法塑造形成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这样一种规则之上的法律帝国，形成新的国家认同。美国的宪法实践模式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践，因为美国基本上是移民为主的国家，必须用一种新的力量来整合凝聚，这种凝聚和整合的基础就是宪法。在宪法规则基础之上，完成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大厦的建构。

在香港特区，一些法律人希望通过实施香港基本法来产生新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但是他们不愿意简单接受“爱国者治港”的基本要求，而是希望遵循政治中立的原则来实施规则，通过实施规则来实现特区的高度自治，在此基础上进而对整个国家观念进行一种重塑和改造。这种设想和实践的模式就是香港版的“宪法爱国主义”，和内地的一些学者和法律人所主张的“宪法爱国主义”的思路相吻合。

然而这些学者和法律人在适用“宪法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却没有弄清楚德国版或欧洲版的“宪法爱国主义”实际上有特定的背景、环境、历史，或者说在这样的一种追求下，学者提出“宪法爱国主义”是希望以宪法的观念、宪法的规则作为纽带，进而生成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新的政治认同，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新欧洲新宪法。

对于澳门和香港特区而言，我们今天说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我国现行宪法是制定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初，港澳两部基本法则是制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如何理解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港澳特区的宪制基础呢？两者是什么关系呢？两者之间有没有效力等级上的区别呢？宪法在特区的效力如何体现呢？或者说宪法在特区如何实施呢？

11月18日，澳门濠江中学举行升国旗仪式。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港澳特区的创建和港澳基本法的实施，港澳特区新的宪制秩序并非自然而然、一蹴而就地生成，这并非是一个铁路扳道工的操作，从原来的英国或葡萄牙治理下的宪制秩序，简单地转化为以中国宪法和特区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港澳特区的宪制秩序需要一种建构和重塑，或者说宪制秩序的生成，既有宪制基础的夯实，也有在实践中形成有效运作的宪制惯例，还有作为特区的宪制机关要明白其承担的宪制责任，以及履行承担相应的宪制角色。

比如，香港和澳门特区如何履行宪制责任，通过积极的行动在本地实施“23条立法”？港澳特区的法院在解释基本法的实践中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香港在回归之初的“吴嘉玲案”引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解释基本法，之后的冲突几乎触发了一场严重的宪制危机。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后发生的“梁游宣誓案”，又引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基本法，上个月香港高等法院就“蒙面法”和“紧急法”的判决，则又一次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工委发言人表达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香港特区法院似乎才开始意识到需要逐渐地厘清自己的宪制角色并逐渐地实现回归。

此外，在香港、澳门特区二十年左右的发展进程中，在社会治理环节要能够应对化解各种宪制危机。正是在这样一种实践过程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宪法和基本法的实施在港澳特区形成了一种区分，就是澳门特区“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有一种稳重的基调，与香港特区形成了一种差别。

事实上，宪法和基本法并非能够自动实施，而是需要通过特定主体的特定作为。我们的老祖先在法治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智慧，就叫“徒法不足以自行”，所以在香港和澳门回归过程中，我们提出来“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其核心要义是“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我们提出来“人心回归是港澳回归的关键因素”。从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过程来看，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力量要不断的增长和提升，不断增加其规模和影响力。

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制定的港澳基本法，在实践上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区别？这与爱国爱港力量和爱国爱澳力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和实施宪法和基本法的实践中其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以法律规范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宪法和基本法的实施，而是要以一种更深刻的认识、更宽的视野，综合运用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来进行分析。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宪法和基本法的实施也面临着特定的时代难题，建构主义遭受严重的挑战，解构主义甚嚣尘上，所以在今天中国发展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主题和脉动中，怎么能够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建构出来新的政治基础、法治基础，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国家共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实施目标方面，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法治政府，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一体建构的，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实施宪法和基本法所希望达到的基本效果。

香港和澳门特区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所以我们说“爱国宪法主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香港和澳门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应该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今年11月份会见港澳访京团的时候，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在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特别总结了港澳同胞的历史贡献，港澳同胞是国家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创造者，给予了高度和肯定。今天，国家要持续的扩大改革开放，香港和澳门特区在这样一个扩大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依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港澳特区对国家来说，应该说都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治理经验，不管是香港还是澳门，相对于内地来说，在城市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法制化的运作，各种各样的民意表达方面，都值得内地不断的学习借鉴，这对于国家来说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问题。

还有，就是香港和澳门特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要发挥积极而重大的作用。我们说澳门特区新的角色定位叫“一中心、一平台”建设，香港要在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国际创新科技发展方面保持其中心地位，港澳特区对外联络渠道非常的多，这是港澳特区独有的优势，在此过程中无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此外，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临界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需要中国的担当，国际化的港澳特区在此过程中也有其自然的优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实际上能够形成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战略环境，也能够显示中国人的世界眼光，真正能够让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能够体会到中国的胸怀。

其实，对于香港和澳门特区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在国家统一进程中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港澳特区的创意和创建都是“一国两制”伟大实践，都是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实践。今天在国家统一目标完全实现的过程中，港澳特区都依然有用武之地。在香港和澳门相继迎来回归祖国的20年的历史时刻，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国两制”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港澳特区的创建和成功实践进而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也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们应该把这种智慧和创造性的实践进行发挥，贡献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统一目标的完全实现，共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刻的到来。

1999年，澳门举办“迈向美好明天大巡游”。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结语

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那一个时刻起，澳门这座南国明珠小城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所指出：“从此，澳门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开辟了澳门发展新纪元。”澳门特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的突破、历经重大历史变迁，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充满了探索的勇气和智慧，澳门特区治理过程中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不断创造澳门发展历史上新纪元。

澳门特区发展的二十年与国家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高度重叠，在此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澳门同胞和香港同胞都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国家要持续扩大改革开放，澳门和香港特区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依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澳门特区也将开启新的发展历程。不论在全球治理还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方面，澳门和香港特区一样都可以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角色做出积极而特殊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澳门特区和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型，从特区创建之初的政治区隔到今日的经济民生的融合，从回归之初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到今日区域治理的蓬勃展开，从恢复行使主权洗刷民族历史耻辱到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使命，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展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这都将为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提供新的内涵、新的目标、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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