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馨安：酝酿已久的军官等级体系改革，究竟想改哪些问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馨安】

12月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随着《通知》的出台和落实，酝酿已久的军官等级体系改革拉开大幕，以军衔主导的等级体系将逐步落地。这是我军等级体系的重大改革，不仅影响军事人力资源的调配与激励，也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寓意。

一、 军衔和职务等级

军衔等级和职务等级构成军队中常用的两套等级体系，与非军事组织中的职位和品位相对应。

军衔是国家授予军人个人的等级，根据军人的职务、德行、才能和资历评定和晋升。即便军人退役，军衔依然可以保留，成为国家和军队授予军人的称号和荣誉。我们熟知的上将、中校、少尉、上士、列兵等都是军衔。军衔通过一系列明示的符号在军服上体现出来，用于标明军人的上下级关系。

职务等级则是职位的等级。职务是军人担任的岗位，根据岗位和职责，职务也可以构成等级体系。部队常以军师旅团营连排为单位，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是职务，职务等级也以军师旅团营连排划分。军长指挥师长，连长服从团长是天经地义，简单明了。

不过随着军事现代化，大量参谋人员的进入使得军队的职务等级关系变得较为复杂。团以上单位的军事和政治机关均设置参谋和干事岗位，协助军事和政治首长开展相关工作。无论在何级别单位，岗位名称都是参谋或干事无法区分，因此就需要通过职务等级加以区分。为明晰上下级关系，参谋干事的职务等级应低于本单位军政主官的职务等级。例如，团长政委的职务等级是正团职，参谋长的职务等级是副团职，参谋的职务等级最高为正营职。

一般而言，为理顺指挥关系，军队的衔职等级是大体对应的。也就是说多高的军衔就对应多高的职务，军官的军衔等级和职务等级在军队等级体系的位置是大体相当的。然而，不同的军队在衔职对应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大体分为“以衔任职”和“以职授衔”两类。

“以衔任职”是指军人现根据其自身的德行、才能和资历获得军衔，而后根据军衔等级安排对应的职务，其待遇主要由军衔决定。这种方式是以军衔为主导的等级体系，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这种方式。“以职授衔”则刚好相反，由职务或职务等级决定军衔，军人职务或职务等级得到提升，军衔也随之晋升到对应的等级。这种方式是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等级体系，是我军长期实行的等级体系。

二、军衔等级与职务等级的历史渊源

军衔等级和职务等级均都有其历史来源。军事指挥关系的实质是权力的支配，支配关系就构成了军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在国家不发达的时代，支配关系常以人的等级决定，这就是贵族制。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实质是一个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贵族制，天子、诸侯、大夫和士以其血统决定地位的高低。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一个典型的军事贵族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下级贵族对其上级贵族负有军事封建义务，打仗的时候，贵族头衔的高低就足以明确上下级关系。

职务则是国家这一政治组织逐渐发达，分工日趋细密的产物。近代欧洲打破了贵族制，权力的分配很少再按血统和身份分配（英国等国“光荣”的上议院除外），而是职位分配。一个人担任某个职务，坐在某把椅子上，就享有相对应的权责利；当他不再担任此项职务，对应的权责利自然消失。对军队来说，军人担任什么职务就对应相应的权责利。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因为权力属于公共，而不再属于特定的个人。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职务为主的军人等级体系，将军号、武散阶只是作为军人的荣誉等级体系，而军人的个人等级则与文官的品级相融合。

源自西欧的近代军衔制是近代战争与贵族社会遗风的产物。火器在欧洲战争中的大规模应用，不仅改变了战争样式，也摧毁了欧洲的贵族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火器使得战争伤亡快速增加，贵族骑士的生育速度远远落后于阵亡速度，军事贵族在欧洲便难以为继，以平民为主的雇佣兵取代贵族军队成为常备军。虽然军事贵族制瓦解，但贵族遗风依然存在，雇佣兵的首领依然希望获得代表荣誉的“封号”，作为国王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于是他们的职务名，逐渐演化为军衔名，行程军衔等级体系。英语中的“Captain”既有“船长、队长”等职务名称之意，也是“上尉”军衔。

三、曲折前行的解放军军衔制

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军衔制在我军实行的历史几经坎坷。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长期只有职务等级，而无军衔。抗日战争时期，在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推动下，我军曾试图实行军衔制，却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和匮乏的物质条件搁置下来。当时对军衔的称呼为军内的“阶级”，说明党和军队高层已经认识到军衔是军人个人的等级。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实施军衔制才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军衔制作为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共和国向我军官兵授予的荣誉，与薪金制和义务兵制一同实施。我军从这一年正式告别了有职无衔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军队一样，在军服上以军衔符号区分上下级。1955年军衔制共设置了四等十五级军官等级，在衔职关系上采取职务编制军衔，以军人的衔任职为主，参考德、才、资进行评定。毛主席按计划应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但他以军衔阻碍他深入群众为由拒绝接受，使得该军衔空缺，但是却奠定了新中国文官政治家担任军队统帅的政治惯例，影响深远。

开国大典

令人意外的是，我军于1965年废除军衔制，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当时的政治气氛日益“左”倾，“突出政治”一度成为军队的主导思想，对革命化的强调超过了现代化和正规化。在这种情况下，军衔被认为是个人的等级，与我军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政治传统相违背；再加上我军长期无军衔也能打胜仗的历史，使毛泽东对军衔制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最终决定废除军衔制。从1965年到1988年，我军又回到了有职无衔的状态，军服也变为“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仅以“四个兜”和“两个兜”区分干部和战士，军队的等级只靠职务等级维持。

“文革”结束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重新成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无军衔的弊端充分暴露。当诸兵种协同作战和军队原有编制被打散后，没有军衔标明上下级关系，导致指挥体系极为混乱，蒙受了损失。1988年，我军正式恢复军衔制。1988军衔制采用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原则，根据军官的职务等级授予军衔，取消元帅军衔，军官共设三等十级，军官的待遇主要有职务等级决定。由此，我军形成了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军衔等级和职务等级并行的等级体系，一直沿用至今。

四、解决现行军衔制的弊端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快车道。经过几十年的实施，现有以职务等级为主导的军队等级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

第一，衔职倒挂现象突出。现行军衔制采取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军衔和职务等级并非一一对应，一个职务等级可能对应多个军衔，一个军衔也可能对应多个职务等级，这就会造成等级体系的混乱。例如我当义务兵的时候，副团长的职务等级是副团职，军衔是少校，而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等级是正营职，军衔却是中校。职务等级高的军衔低，而职务等级低的军衔却高。虽然根据《内务条令》职务等级优先，不过衔职倒挂依然可能会造成指挥体系的混乱。为缓解这一问题，07式军常服不仅设有军衔符号，并且还通过资历章将职务等级标明，以明示军人的职务等级，事实上将职务等级“军衔化”了。

第二，待遇、荣誉向职务看齐，导致领导岗位受追捧。由于现行等级体系以职务等级为主导，军官的待遇与其职务有很大关系，担任领导职务的军人享受了过高的待遇和特权。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军人“千军万马挤官道”，领导岗位受追捧，而技术性岗位受冷落的局面，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称。

第三，军衔的授予范围过宽。长期以来，文艺兵、运动员等与打仗主业联系较弱的军人享有了过高的军衔，挫伤了战斗岗位军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军队聚焦打仗的主任务。作战部队受编制制约，军官晋升机会较少，竞争激烈，而后勤、科研、教学等单位军官提升过快，军衔激励军人作战的导向作用被削弱。

针对现行等级体系的弊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决心进行改革。2016年1月1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开启我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提出“调整军队人员分类，逐步建立军衔主导的等级制度，推进军官职业化”的措施。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拟授权中央军委在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为改革军队等级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先行调整军级以上军官军衔晋升有关政策的通知》，军衔制的改革进入操作阶段。

相信在本轮改革下，军队将形成以军衔为主导的等级体系。届时，现行军衔制和等级体系的弊端将得到有效修正，借鉴其他国家军队经验，结合我军光荣传统和实际情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激励广大官兵聚焦打仗，扎根基层，革除积弊，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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