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达：以推广人权为名，推广霸权为实的干涉主义是国际和平的绊脚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美国向来有以民主自由名义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国会将推进民主（promotion of democracy）称为“鼓励其他国家进行民主转型或改革的外交政策活动”，而其目的则是并不高尚的“投射美国价值观、强化美国安全、争取美国经济利益”。[1]
其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干预他国内政的老手，在涉及中国主权的新疆、西藏、香港、台湾、“民主运动”等问题上动作频繁，不仅通过资金大力支持各类颠覆组织，而且通过“民主奖”、“民主服务奖章”等奖项声援部分分裂势力活动家，达赖喇嘛、热比娅等人都曾经受到NED的支持。
近期中国政府宣布制裁的、以NED为首的几家基金会并不是普通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香港“修例风波”，以及多种分裂主义运动中干涉中国主权，与美国部分反华议员遥相呼应大打“人权牌”，为美国限制围堵中国的整体战略服务。
与NED遥相呼应，美国两党部分议员大力推进多项“人权法案”，不仅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稳定，而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有消极影响。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标志与口号（图/NED官网）
冷战时期遗留产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冷战时期遗留的产物，虽然自称“非政府组织”却有着很强的政府背景。该组织的领导人卡尔·格尔施曼（Carl Gershman）解释道，“如果全世界的民主团体被视作具有CIA背景会很糟糕。我们在60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它（CIA援助）被中止了……这就是为什么创建捐赠基金的原因。”[2]时任经理大卫·伊格纳修斯（David Ignatius）在1991年的采访中承认，该组织所做的事情其实是CIA长期以来秘密从事的任务。
NED建立于1983年11月，由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成立，此后每年由美国国会经由国务院拨款支持，是罗纳德·里根“人权外交”策略的一部分。“人权外交”策略的目的包括破坏共产主义阵营和其他潜在威胁的治理、培养反苏抵抗运动、在全球范围扶植亲美政权，通过政变和抵抗运动造成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变化，向主要对手苏联施压。与NED同时成立的还有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等机构，USAID也是以发展援助为名，对外国进行胡萝卜加大棒战术促进政治革命和外交转向的工具之一。
里根外交政策有两方面的源头，一方面是美国冷战时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其前任卡特留下的外交政策传统。
吉米·卡特个人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美国从尼克松时代的实用主义外交到“价值观外交”的关键人物。
卡特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Baptist）教徒，具有极强的理想主义道德观，在卸任后仍然被美国社会公认为一位“好人”。他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仅有佐治亚州长的政治经历，是华盛顿政治圈的局外人，缺乏驾驭华盛顿官僚和进行外交决策的经验。由于尼克松政治品格不佳，在“水门事件”后被迫辞职，福特则因为特赦尼克松而声誉扫地，被公认为道德模范的卡特入主白宫，在就职演说中便明确提出：
“我们是自由的，因此不会对其他地区的自由前途置之不理。我们的道德判断使得我们明确偏好与我们一样坚定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很显然其他（持不同价值观的）人能够不受惩罚进行统治的世界是不道德的，而且威胁全人类的福祉。”
吉米·卡特（资料图/IC photo）
卡特总统在中美建交上有客观功绩，但其外交政策受到政敌批评，其高喊人权口号大搞小动作、实质上军事收缩的策略遭到强硬派人士的抨击；1980年新上台的里根一方面接过了前任的道德大棒，一方面开始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其中就包括“人权外交”。
除此之外，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逐渐壮大，形成一股鼓吹“十字军东征”的外交思想，强调美国应对潜在威胁进行国际干涉。
新保守主义是二战后形成的、与冷战意识形态高度挂钩的右翼意识形态，其起源是对“罗斯福新政”后逐渐与劳工、弱势群体结盟的民主党进步主义政策的反弹。
美国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许多曾经是同情民权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自由主义者，但这些知识分子在国际上支持鹰派政策，反对美国当时的反战风潮。在民主党左翼愈发强烈的进步主义和反战主义浪潮冲击下，这些自由派开始将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偏左的社会运动、黑人平权和工人运动视为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文化侵略”，转而走向一条将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上纲上线，继承麦卡锡衣钵批判进步思想的美式民族主义道路。
新保守主义者师承列奥·斯特劳斯等美国政治哲学大师，对美国社会涌现的道德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非常反感，不仅在国内提倡爱国主义和保守派价值观，而且主张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地消灭美国的潜在敌人，通过暴力和其他手段将更多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阵营”。新保守主义因为小布什总统期间的两次战争而广为人知，但该思潮同样主张支持“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保守主义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则更加直白地称新保守主义政策为“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支援亲美政权”。
众所周知，美国的“盟友”并不全是西方民主制度，除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案例，智利、印尼等国也在国内威权主义时代获得美国支持。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等地的民选政府则遭到美国“非官方”组织的破坏。除此之外，USAID和NED还支持诸如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AIFLD）的机构，此机构是CIA渗透扶植，用来破坏美国和国际劳工运动的机构，以民主之名干着反民主的勾当。
综上所述，虽然新保守主义者口头上仍然会强调美国对外干涉的合理性，其行动却反映出美国旨在维护自身绝对安全的现实主义战略。
综合以上两方面，推广民主并不是美国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更不是部分美国强硬派声称的“神圣使命”。
美国的外交思想错综复杂，其政策制定者中不乏能够破除意识形态偏见、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外交家：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破冰”；老布什在1989年的敏感时刻稳定中美关系大局；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领导人也能够在执政中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从挑衅转向稳定、交流、合作……这些事例都体现出美国外交工作者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精神。
但以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以道德霸权区分敌友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政界颇具影响力，除了卢比奥、佩洛西等很少在外交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客外，拥有参军经验和良好国内名声的军队世家子弟约翰·麦凯恩、从政经验丰富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资深政客也曾经在中美问题上打人权牌、声援“民运”异见人士。在中美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根植于美国政客心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圈的主流声音，NED等国家资助机构的活跃也就不足为怪。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原先自诩“进步派”，但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大背景下对自由主义“幻灭”，转而成为反共急先锋。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之际，不排除部分原先提倡对华接触的左翼人士摇身一变成为强硬派，而人权、民族问题正是这些人士最擅长的话题。
劫持世界稳定为自身谋利
从历史上来看，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无疑优于意识形态挂帅的外交政策。
前述的卡特总统就是在大国关系上因小失大的典型，他在人权问题上不断抨击苏联，激怒了当时有意限制军备竞赛的勃列日涅夫，进而使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破裂。卡特在实质性的美苏战略博弈中无力提出有利于双边稳定的外交策略，其对苏联的单方面制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等决策对于缓解大国间矛盾于事无补；由于缺乏有效的谈判策略又一再在人权等问题上激怒苏联，卡特的“软弱”政策导致苏联加速扩张，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减弱（至于苏联陷入“帝国坟场”则是后话，在当时不好预测）。
里根同样对苏联采取人权外交，其鹰派政策为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奠定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共工人领袖更成为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处刑人。但究其根本，冷战的结束更多应归因于苏联领导层的频繁更替和决策失误，而非美国方面在意识形态上的“正义性”。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自认为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在世界各地的干涉行动均以民主自由为旗号，以直接武力干预和扶持反对派混合为外交手段。
但除了凭借武力优势颠覆小国“正规军”的海湾战争、科索沃、利比亚军事等冲突外，美国在非对称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在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乌克兰（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中也无力干涉。可见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外交政策不但无助于解决分歧，还会适得其反。鼓吹意识形态的所谓“强硬派”学者和政客，与其说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打着美式“爱国主义”的大旗为自己争权夺利。
遗憾的是，NED等美国干涉主义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惜劫持两国关系和世界稳定为自身谋利。
NED与美国国会关系匪浅，其绝大部分运营资金直接来源于国会拨款，NED旗下核心机构如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均与国会形成类似垄断的利益输送关系。
格尔施曼本人具有政界经历，曾经是里根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使，在华盛顿拥有雄厚政治资源；虽然他多次声称NED拥有自己的独立董事会，其组织与国会、中情局的联系却是华盛顿政治圈里一目了然的事实。持财政保守立场的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曾经直言NED和民主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利用美国税收资金颠覆民主的组织。
NED与许多影响力巨大的美国政客，如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贝纳（John Boehner）、参议院的已故议员麦凯恩都有密切联系，佩洛西等人也经常发言声援国际异见人士，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国务院于2019年2月公布的新预算里将NED的拨款削减三分之二，并希望NED与其他基金会进行竞争，格尔施曼很快就给特朗普扣上了“背叛美国盟友”的帽子，佩洛西等政客也频繁批评特朗普当局在香港等问题上“不作为”。NED及其支持者希望让人权牌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
近期美国频繁涌现干涉主义言论，例如在NBA经理莫雷就香港“修例风波”发表激进言论后，奥卡西奥·科泰兹等议员站出来要求美国跨国公司“站队”，利用他人的经济损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源。
佩洛西多次发言干涉香港问题（资料图/IC photo）
结语
当前美国衰退风险上升、各国需要协调面对经济危机，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各国面临气候变化和军备竞赛风险，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末日钟”已经连续停在临近午夜的23时58分；这些议题都需要美国尽快停止单边挑起的一系列贸易战，积极与其他大国共同治理全球议题。以NED为首的美国组织、卢比奥、佩洛西等与NED遥相呼应的政界人士破坏中美谈判基础，不但侵害中国主权，而且也损害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各国的利益。
中国对于美国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制裁被许多外媒认为是“有节制”的回应。此时制裁NED等组织，也有助于分化欧美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集中打击美国国内以推广人权为名，推广霸权为实的反华利益集团。
当前美国国内形成了一致的反华风潮，而且有扩大打击面的趋势，这种变化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很大。对NED等机构的破坏活动及时加以控制，不但是维护主权的正当行为，也有利于中美两国排除杂音，尽快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解决双方的国家利益分歧。
参考资料：
[1]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mocracy Promotion: An Objective of U.S. Foreign Assistanc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Jan 4, 2019.
[2]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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