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雷默：美国秩序的终结与中国崛起
2019年11月18日，政治风险研究和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于东京主办“零重力峰会”（GZERO Summit），集团创始人、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峰会上发表题为“美国秩序的终结”的演讲。
以下为这次演讲的文字稿译文。原题“The End of the American Order: Ian Bremmer speech at 2019 GZERO Summit ”。译者听桥，译文有删节。
2019年11月18日，伊恩·布雷默在东京“零重力峰会”上发表演讲。图片来源：欧亚集团主页
（文/伊恩·布雷默）
中国已做出决定。北京正在建设一个独立的中国技术系统，这个系统有中国自己的标准、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以与西方竞争。
别犯错：这是过去三十年间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决定，没有之一，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遭遇的最重大威胁。
原本不应是这样的。
全球化令全世界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今天，我们比从前活得更长寿、更健康，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我们受到的教育水平之高，掌握的信息之丰富，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们。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地方，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时代，能好过我们生存的地方，和我们这个时代。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那么愤怒？为什么全球化正在蒙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历史的这一刻为什么充斥着不安？
因为这是一个转型的时刻，一个不确定的时刻。在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观念、信息、人口、资金、商品和服务的光速般飞快的跨界流动——这同样一些力量造就了相当多的机会和繁荣——同时制造了恐惧。
也就是说，认为现实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危险；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已经一去不返；没有人乐意并能为此做任何事情。
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在这个伟大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的这场讨论极其重要。
在这样一个零重力世界（G-Zero world），日本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这既赐福于日本，也给日本带来了负担。
日本有政治稳定，有远见卓识，有技术人才，那些人才可以帮助领导世界迈向一个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日本的领导人和企业、日本的政治意志及其人民会帮助领导这一转型迈向新的秩序，在这一新的秩序中，人类的聪明才智、道德上的想象力和勇气，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直面即将到来的挑战。（零重力世界，是指由于西方影响力衰退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专注于国内，而在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力量真空状态。——译注）
地缘政治衰退
1998年我创办了欧亚集团，当时，我们的客户几乎只对所谓新兴市场国家有兴趣。那些国家呈现出巨大的增长机会和陌生的政治挑战。
我将新兴市场定义为：“对市场结果来讲，在其中，政治活动至少与经济原理一样重要的任何国家。”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主要国家，这样一些国家提供了远为稳定且可预期的政治愿景，但这些国家的增长机会要寡淡得多。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甚至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混乱都已将政治直接带入了经济和市场表现之中。
我们还面临日渐加剧的跨国威胁。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已经结束。从气候变化到网络冲突，从恐怖主义到后工业革命，眼下，有太多乌云笼罩在我们的头顶，它们不受检查，穿越国界，令各国政府越来越无力满足其国民的需要。
今天，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地缘政治，成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推手。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衰退”时期，对国际体系和政府间关系来讲，这是一个破碎的循环。眼下是这样一个时代：联盟、国际机构以及维系这些联盟和国际机构的价值观都在走向分崩离析。
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的衰退较经济衰退更为罕见，且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未来至少十年间，我们都将生活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衰退当中。
怎么会这样？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刺激了增长，增长塑造了未来，而且历史告诉我们那是事实。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和谋生之道被毁掉了，而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的政府要么无力帮助他们进行管理，要么不关心他们。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精英的不满都在加剧。他们认为，体制被操纵了，矛头指向他们。要证明他们的看法错了则越来越难。
这为一批新生的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他们提供了替罪羊，并承诺给予保护。这些政客没有制造这一问题，他们只是在从中获利。
最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愤怒的情绪都是在经济光景良好的情形下孕育的。经济增长开始变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历史表明，在国内不受欢迎的政府更有可能在国外制造麻烦，尤其是制造与邻国之间的麻烦，以凝聚公众的支持，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这损害了各个政府之间的信任。发生误解的风险在上升。事故更有可能发生，且更可能向冲突升级。
三个可能的后果需要考虑。
第一个可能的后果涉及“尾部风险”（tail risks），也就是那些发生概率低、但影响巨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一个由中国崛起、中东乱局、民粹主义的欧洲、沙文主义的俄罗斯、分裂的美国、全球创纪录的7100万流离失所人口以及技术和气候变化的颠覆性效应所塑造的世界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设想一下：美中两国元首正因贸易和技术问题受困于一场意志之战，并决心在国内展示勇气，这时在南海发生的一场军事事件失控了。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在这里已成对立态势。自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再度实施制裁以来，伊朗已采取了大胆的军事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关键石油设施发动攻击。华盛顿的回应是派军队前往沙特：你们可能想起来了，一代人之前，这样的举动大大加剧了美国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
要是特朗普总统明年谋求连任失败了，且朝鲜的金正恩发现下一位美国总统不会接听他的电话，该如何是好？他可能采取什么挑衅行动？他可能冒险搞什么事情？
要是未来的意大利政府违反欧盟预算规定，无意中制造了一场规模太大乃至于债权人无法应对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打击到意大利，该如何是好？或者，要是一次在乌克兰的误判将俄罗斯拖入一场战争呢？再或者，要是一场美俄网络冲突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在美国城市制造了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呢？
在今天的世界，我们这个零重力世界，领导力量之间缺乏协调让所有这些危机都更可能发生，发生之后也更难于处置。个别而言，这些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整体来讲，这些危机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危险。
地缘政治衰退的第二个可能的后果是国际性机构解体。
今天，全球范围内数千万流离失所的人口制造了最为迫切和昂贵的麻烦之一，联合国必须着手处置。但即便是各国政府，也越来越不欢迎大规模到来的难民，而且越来越少有政府乐意向联合国难民署投入更多财力支持。
随着选民将越来越多的反欧盟政客送入欧洲议会，我们还见证了一些欧洲机构的四分五裂。欧盟公民的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如何管理来自欧盟之外地区的移民，或者如何最妥善管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对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欧洲人之间不再有共识存在。
特朗普行政分支已经威胁到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北约的凝聚力（看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无疑同意这一点），并要求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与俄罗斯签署的《中程核武器条约》，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巴黎气候协定》。这里只列举部分。
所有这些举动必定造成这样的后果：形成一个更不可预测、不安全得多的世界。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达成新的协定，成立新的机构，帮助管控明天的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个别国家的政府尝试遏制不尊重国界的挑战时，将采用它们自己的规则。在一个能够执行普遍接受的规则和惯例的机构越来越少的世界，它们将威胁实施经济惩罚和军事报复。
地缘政治衰退的最后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弱化不只造成今天的世界更容易受危机影响，且在危机到来时更少韧性。
近年来，我们已经避免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我们见证了退欧、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在全欧洲范围内壮大、俄罗斯竭力削弱乌克兰的独立、委内瑞拉崩溃，以及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国家发生大量具体的惹火事件。但在这期间，我们尚不曾经历任何挑战整个国际体系的事件，全球经济依旧保持相对的坚挺。
我们的运气无法持续。
今天的世界，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向每一个地区投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这个超级大国依旧是美国。
美国人自身对他们的国家应当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再有一致意见，为什么这是相当要紧的事情？答案在这里。在我走访的每一个地方，包括眼下的日本，我都听到人们表达有关总统特朗普的疑问和关切。就好像他是所有这些的混乱的源头。就好像他明年或者五年之后退出政治舞台，将使美国和世界重新回到某种正常的轨道上。
不会那样的，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只是这焦虑和混乱的症状，不是源头。是的，质疑北约的价值，质疑美国军队是否应当在海外驻扎的，是特朗普。暗示日本和韩国应当开发它们自己的核武器以缓和美国负担的，是特朗普。宣布与中国打贸易战，同时威胁欧洲、日本、墨西哥甚至加拿大的，是特朗普。
老实讲，谁威胁到了加拿大？
退回到十几年前，想想看贝拉克·奥巴马何以当选总统。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进行八年后，是奥巴马承诺，结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并不再开辟新的战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其他民主党人都因支持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而声名狼藉。
再向回退。1992年，比尔·克林顿承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冷战负担的结束。他承诺了一份“和平红利”，也就是说，不再需要花钱击败苏联，相反，那些钱可以用来在美国国内进行投资，巩固美国。
美国人不想管理世界了。他们早就不想了。
每一年过去，年岁够大、还记得冷战的美国人都在减少，更不用说记得二战的美国人了。事实上，阿富汗战场上，现在就有美国士兵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尚未出生。
美国不愿再充当超级大国，这制造了一个全球领导力量的真空。但没有哪一个国家出面，像一个多世纪之前粉墨登场的美国那样，恰在太阳开始照耀不列颠帝国之时，承担起超级大国的角色。
欧洲依旧全力关注自身事务，尤其是分裂南北的经济议题和割裂东西的政治议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中国领导层对承担沉重的国际负担依旧报以十足的警惕。
为什么在国际领导力量方面，北京不会很快成为比华盛顿更值得信赖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为什么未来的危机将很难管控？答案在这里。
全球化的余波
然后有地缘政治衰退对全球化自身的影响。
全球化改变了我们对产品如何制造和我们可能如何生活的理解。在世界各地，我们用中国制造的火炮庆祝国庆。我们为修理电脑而拨打的客服电话是在印度接的。我们的汽车是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零部件制造的。我们都是全球一体化的。说我们的产品是在哪里生产，不再有意义了。
而且，一直到最近，政治在这些进程中并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不再是这样了。
不再有全球自由市场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体制使得政府官员可以确保经济增长最终服务于国家利益。
对中国来讲，这一体制的成功是无可否认的。对我们其余人来讲，好消息是中国的增长支持了全球的增长。关键是，由中国的增长所缔造的这一混合式的全球经济并未终结全球化。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依旧使得商品和资本可以在全世界流动。
但全球化的未来并非如此简单。全球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正以不同方式做出调整，以适应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终结。
大宗商品——尤其是食品、五金和能源商品——的市场事实上只是变得更加全球化了。只要贸易战继续，有关美国和中国关税的新闻就会占据媒体头条，但更重要的故事是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扩张。
新技术正在让能源生产变得更高效，同时以快于政治活动推升能源生产成本的速度降低能源生产的成本。今年年初，沙特最关键的石油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导弹攻击，造成沙特一半的石油生产下线，随后是石油价格上涨，但上涨后的石油价格仍只相当于2008年的一半。
沙特油田遭袭
随着全球范围内有超过十亿人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中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且全球中产阶级数量增长的速度加快，大宗商品市场的全球化将持续进行。
另一方面，商品和服务市场将变得不那么全球化。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随着新技术将自动化和机器学习引入工作场所，劳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正急剧弱化。生产商希望在生产过程最不昂贵的地方实施生产，这一点不会改变。改变了的是对廉价劳工的寻求，因为中国、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中产阶级的兴起拉高了各个地方的工资，这给了生产商实施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绝好理由。
此外，我们在很多很多国家目睹民粹主义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工作机会的愤怒所催生的。那意味着政治官员更有可能制造障碍，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是限制贸易流动，不如说是要保护地方的工作机会。
随着每一个国家或公司都采取行动，力求削弱受到卷入贸易争端的国家中爆发的动荡的影响，上述趋势将缩短商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这不会很快发生，因为在企业高管认为必须作出决定之前，他们并不希望做出艰难的决定。但当全球经济收缩，那些高管将越来越多地在消费者所在的地方生产商品并提供服务。
最后，数据和信息的全球市场是存在的。这个市场正在一分为二，不再是全球性的了。最初，网络，也就是万维网，由单独一套标准和规则驱动。尽管存在少数例外，一位消费者实际上仍拥有与另一位消费者一样的渠道。不再是这样了。
今天，中国和美国正在建设两个截然不同的在线生态系统。对今天的互联网转型来讲，那是事实，但对新的物联网的建设来讲一样是事实。美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尽管瑕瑜互见，仍由私人部门建设，由政府实施（松散）监管。中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则由国家主导。在大数据搜集、人工智能开发、5G蜂窝网络技术的部署以及对网络攻击的防卫和报复措施方面，也是如此。
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问题：新的柏林墙究竟会屹立在哪里？我们将在哪里找到一个技术系统和另一个技术系统之间的边界？欧洲会与美国结盟吗？或者，欧盟会在个别欧洲国家内部分裂成个别决议吗？印度会如何定位自身？韩国呢？巴西呢？甚至，日本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另一个根本问题是：美国领导的那种数据和信息模式会继续由私人部门驱动吗？或者，在美国，未来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会放任“基于技术的军工综合体”形成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意蕴深刻。在大宗商品、货物和服务市场中，全球玩家既是竞争对手又是（政治上的）伙伴。每个玩家都想要更多市场份额，但每个人都受益于一个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开放的贸易体系。贸易战的发动，或许是为了实现具体的目标，但这并非零和竞争。一如既往，商业活动承诺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什么。对全球和平和繁荣而言，那是关键性的支持。
在数据和信息经济的时代，这不再是事实。眼下，很大程度上与美苏冷战时期一样，两大系统竞争的存在限制了商业机会，并威胁到国家安全。每一方所期待的后果都是摧毁另一个系统。
美国与中国
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必要谈谈中国和美国。
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应当期待中国什么？我们应当期待中国成功。世界需要中国保持稳定，保持生产力，日益繁荣，助力全球增长。我们需要中国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哪怕只是有限的建设性作用。我们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贫困、冲突、公共健康风险、教育缺乏、基础设施缺乏、气候变化和颠覆性新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挑战。当然，我们也需要美国这么做。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小于华盛顿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个程度。中国对与美国开战的兴趣甚至小于美国对与中国开战的兴趣。中国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军事大国。尽管双方步调一致的举动是削弱经济上的弱点，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仍将持续。
美中冲突的最重要源头是技术。今天，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今天，对那种将会影响到世界每一个地区的关系而言，是存在一种冷战架构。今天，美国确实有兴趣看到中国失败，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对全球安全和繁荣所依托的那种价值观构成了根本性挑战。
这是一个美国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有一致意见的话题。想象一下。
风险是真实的。碎裂网（Splinternet）的构想，即形成一个并行的技术生态系统，不只是对全球化的威胁，更是一场竞争，那些信奉政治自由的人士可能输掉这场竞争。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请允许我提出两项建议。首先，成立一个等同于联合国政府间机构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组织，负责客观评估当今世界的脆弱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我们需要一个类似的组织，为我们的数字世界，为支撑数字世界的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这个数字世界的未来发展，确立基础性规则。
我的第二项建议是：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数字版的世界贸易组织，即世界数据组织（World Data Organization）。与世界贸易组织一样，世界数据组织可以将信奉在线的开放和透明的各国政府团结起来。中国最终会有想加入该组织的经济和安全动机，尤其是，假如加入该组织是北京能确保其进入发达市场的唯一途径的话。胡萝卜会比大棒更有效。
美国、欧洲、日本和那些志同道合、有意愿又有能力的伙伴国家必须携手合作，商定人工智能、数据、隐私、公民权和知识产权的未来标准。必须成立永久性的秘书部门，一并决定这些数字准则，并形成一种执行那些准则的裁决机制。美国人有创新能力和初创企业。欧洲人是负责监管的超级政治实体。世界必须看到人工智能可以如何改进人们的生活，日本是其中首要的实验室。
我们可以这样应对美中技术冷战。
但有一个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合作至关紧要，而且目前是完全可行的。为抗击气候变化的推进及其最坏后果，我们必须拟定一项“绿色马歇尔计划”（Green Marshall Plan）。该项目涉及如何以最优方式实现政策调整，并投资于可清洁全球空气和水并限制气候变化造成的恶果的技术；主要动用西方资金，网罗私人部门思想家的最佳构想，以及来自西方和中国、由官方提供资金的科学家。
眼下在美国受到密切关注的所谓“绿色新政”（Green NewDeal）预先假定，美国人可以解决他们自己的气候难题。他们做不到。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排放量领先排名第二的国家很多。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有共同利益。不只是纽约和东京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和上升的海平面，上海也将面对。
日本的全球角色
现在可以谈谈日本了。
我很早就认为，零重力峰会（GZERO Summit）必须在东京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举行。在我勾勒的国际剧本中，世界需要日本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在一个政治受到党派不满驱动的世界，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日本拥有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尽管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很多争议，日本这个国家依旧抗住了全球性的激进化趋势。
日本是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公平、最平等的社会。日本的制度在其国内较其他任何国家都具备更多的公共合法性。多年的个人体验告诉我，日本的私人部门富有创新精神、活力十足。在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时常无法保障其公民的长期安全和繁荣，但日本的社会保障网络发挥了作用。其重要性是前所未见的。
是的，日本需要大量人才，需要大量创新，需要多得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包括进入高级岗位，从事大量艰苦工作。是的，日本管控难以为继的公共债务的挑战还在继续。
但日本无可争议的优势将帮助这个国家向世界提供极其需要的领导力。近期，首相安倍晋三接触了印度、德国、伊朗和很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和商界领袖，这是一个开端，展示出假如日本抓住机会，帮助世界应对我今天描述过的诸多挑战，它未来可能做出什么贡献。
9月初，安倍与莫迪再次会面
我认为，以下五个领域是最迫切需要日本领导作用的领域：
第一，日本可以领导世界迈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增长”的代价已耻辱性地昭然若揭。空气、水和土壤遭到污染；气候变化持续推进；而各国政府未能守护维系它们与公民之间纽带的社会契约，这证明了当今世界需要一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模式。5.0版社会建立在机器学习、机器人技术和其他丰富人类生活的革新的基础之上，日本对5.0版社会的探索为日本政府和产业界提供了向世界展示一条前进道路的机会，这条道路不会将我们带到悬崖边缘。
第二，日本可以推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并限制它们之间的冲突。
这两个国家将占据未来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但日本的地位独一无二，可以为每一方提供更大的激励，驱使它们在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领域展开合作，在彼此竞争的领域避免最坏情形的对抗。
第三，日本可以向多边机构提供支持。
我认为，日本应当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着力推动，令该机构占据一带一路倡议的更核心位置，由此令一带一路倡议的融资行为更少模糊性。这会有利于日本和日本企业，也有利于世界。
日本应当说服其美国盟友也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更大范围内，日本应携手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捍卫现有国际机构，全面参与全球性贸易、数据转移和创新政策的规则制订中。日本在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已经展示的领导力，证明了这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
第四，日本可以继续开展有关网络协调和监控中心的工作，该中心可以推动和指导研发方面的投资，这方面的投资在日本经济衰退期间遭到削减。日本可以与“五眼”情报联盟外加德国当中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合作完成这项工作。
第五，今天的世界亟需人道主义援助，日本可以在提供和协调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日本拥有协调各方举措、帮助有需要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日本的产业部门在推广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方面，尤其是在医疗供应、智慧城市建设和二十一世纪工作场所的重新设计这样一些领域，既能提供领导力，又能提供先进技术方案。
美国秩序的终结
展望国家间关系的未来时，我们无疑可以这样预言：不论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不论谁当总统，也不论哪一个党掌权，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都已结束了。不会回来了。
但恰恰一样重要的是，承认这一秩序所代表的很多人的渴求依旧存在。
这些渴求、这些价值不是美国发明的。它们不是“西方”的。它们不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人们对自由、公正、法治、言论自由的追求，对开放和探险的无可争议的追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美国再也无法声称自己是捍卫这些价值的主要推手。我们美国人要发挥自己的作用，欧洲人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日本人也是。在中国、俄罗斯、埃及和沙特国内，在大大小小的国家内部，总有人渴望有机会主宰他们自己的命运。
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难以避免。地球的变暖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将带来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挑战。
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零重力世界，这个世界缺乏人们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领导力量。填补那个真空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是掌权者的责任，是有影响力的名流的责任，是眼下这个屋子中所有人的责任。
能来日本始终是我的荣幸，感谢你们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