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一个香港青年对“香港青年”的观察及分析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这次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自6月至今，五个月以来已经有近六千人被捕，当中有四成是学生，学生之中更有近四成是未成年，情况堪忧。“香港青年”这个群体因而成为了社会焦点。
有不少内地学者对香港青年作出分析，尝试探索他们的思想及其来源。虽然当中不少是青年学者，但毕竟他们不在香港生活，无可避免会多少带点纸上谈兵的味道；亦有“港漂”（在港读书或工作的内地人）尝试分析，但由于他们并非在香港土生土长，留港时间亦未必很长，观察往往带点片面，尤其是暴徒殴打内地旅客、打砸内地企业商铺后，更会激发他们对香港青年的怨恨，分析可能出现偏差。
同样地，很多香港学者尝试分析本地青年，但在反共反内地意识形态影响下，分析更是极为偏颇：将香港青年美化成“反抗极权的民主斗士”。当然，也有香港学者能够公允地分析青年，但他们的年龄普遍较年长，与青年沟通的程度较低，缺乏第一线的接触。
有朋友提议笔者写一篇文章，分享一些对香港青年的看法。先交代一下笔者的背景：
笔者出生于殖民时代的香港，是所谓的“九十后”（1990年代出生），在公开大学及被称为“暴大”的中文大学毕业。换言之，笔者可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因此，对于“香港青年”这个群体，笔者去分析算是相对有点优势，希望将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分享给观察者网读者。
当然，笔者的经历和观察无疑也带有主观性，而且“香港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当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笔者无法一一说明及分析，因此以下观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青年的思想
不少内地朋友跟笔者聊天时，都会问：是否真的有这么多青年参与暴力活动？为何会有这么多青年参与？到底香港青年在想什么？
笔者观察到，身边绝大多数朋友及同学（中学及大学）都参与了这场修例风波，有亲身参与和平集会及游行的“和理非”，有手持盾牌及制作汽油弹的“勇武派”。即使因家人反对或工作关系等因素而无法亲身参与的青年，亦会选择在网上分享“文宣”予以支持。笔者身边反对的朋友寥寥可数。换言之，香港绝大部分青年支持“反修例”或/及参与这场风波，是客观事实。
至于香港青年参与修例风波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香港青年就如青年人普遍的那样，容易患有“激进病”。他们往往充满激情、贪图刺激，对权威产生厌恶，甚至挑战权威。在他们看来，政府和警察就是权威的化身，自然对它们产生不满。蒙面的作用，使青年觉得即使犯罪亦难以被追究刑责，“贪玩”心态驱使他们连党结队参与暴力活动。
还有，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形成强大的回声室效应，仿佛香港所有人都在无条件支持他们。例如11月11日，李姓老伯直斥暴徒“你们都不是中国人”，竟遭暴徒淋易燃液体并点火，导致老伯四成皮肤二级烧伤，情况危殆。事后，网上出现大量支持暴徒的讯息，包括“蓝丝废老该死”、“不完美，但可接受”、“年青人加油”、“暴徒是警察假扮的”，“是该名老伯先动手”等等，意图将暴徒的暴行美化，将暴徒说成英雄、义士。加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不断催眠着青年，使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是为了崇高理想而做的。
李老伯的夫人事后接受央视采访（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此外，青年行事比较冲动，而且很容易受到煽情画面影响，产生出义愤及仇恨（尤其是所谓的“警暴问题”）。当网上的有心人制造煽情“文宣”（例如示威者血流披面、被警察制服拘捕的画面），青年就会不加思索、人云亦云地将“文宣”分享。
最夸张的例子是8月31日警察到太子站执法，拘捕不少伪装成市民的暴徒（所谓的“831事件”）。事后有人造谣，指警察在站内打死“平民”（但所谓“死者”是谁都不知道，连名字性别都不清楚），笔者身边不少朋友不但在网上发表仇警言论，要警察“血债血偿”，还亲身到太子站“坟墓”前献花上香。这个可算是群众心理学者勒庞提出的概念“集体谎言”的最佳例证。当然，还有大量谣言，例如“新屋岭事件”及陈彦霖自杀案等等，本文无法一一尽录。
由于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有不少人高呼香港青年终于“政治觉醒”了。那么，到底香港青年对“民主”、“港独”、“中国”、“英美”等重要的政治概念有什么看法呢？
香港青年对“民主”的看法
虽然从五年前的“占中事件”（港人称为“雨伞运动”），到现在修例风波的“五大诉求”，都有争取“真普选”的要求，仿佛两者都是所谓的“民主运动”，但实际上，依笔者所见，大多数香港青年对“民主”的认识极为浅显。哪怕是笔者在政治系的同学，都几乎不懂“民主”为何物，只视“民主”为真理，是好东西。
当你问香港青年“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要么支吾以对，要不就直接回答是普选。在他们眼中，普选除了是达致“民主”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更是解决香港一切深层次问题的办法。换言之，普选就是万能药。
香港青年对“港独”的看法
有民调显示青年的“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有上升趋势（例如根据2017年港大民调中心的调查，青年自称纯粹“香港人”的比率接近七成，为回归后有记录以来最高），加上大多数“港独”组织皆由青年组成（例如“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及黄台仰、“青年新政”的游蕙祯及梁颂恒、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及周浩辉等等），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大多数香港青年都支持“港独”。
梁天琦（图片来源：港人讲地）
然而，并非大多数香港青年都支持“港独”。根据2017年中文大学有关“民意与政治发展”的调查，支持独立的青年人只有一成半，反对独立的青年则超过四成。
根据笔者的观察，香港大多数青年都深知“港独”是不可能、不现实的。香港青年真正支持的不是“港独”，而是“独港”。
“港独”与“独港”不同，前者是指建立一个新的、完全跟内地脱离的国家或独立政治实体；后者则是名义上属于中国，但实质上维持高度（甚至是完全）自治，不受内地的任何干预或影响。在他们眼中，甚至错误地把“一国两制”等同于“独港”。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青年高呼“一国两制已死”、“要争取自决”、“捍卫自主空间”。正是由于回归后内地与香港交流比以前更频繁，以及无法建立能够确保“代表港人”（实为反对中央）的人士成为特首的“真普选”制度，青年就视之为“赤化”，认定是“一国两制”的失败，因此他们才高呼“光复香港”，要求将香港变回以往与内地区隔的“独港”状态。部分青年继而选择更激进、更虚无的政治主张，例如“港独”或“归英”，但总体上仍属少数。
香港青年对内地与中国人身份的看法
从整场修例风波来看，我们不难观察到参与者充斥着恐共恐内地心态。基于这种心态，香港青年很容易相信谣言，例如在运动初期，笔者身边不少朋友都分享了“在香港高呼‘结束一党专政’会被送到内地监禁”等有关逃犯修例的“懒人包”，因而支持“反修例”。
6月上旬，笔者曾经与一位支持“反修例”的好友饭聚，当时局势尚未如后来那般恶劣，而且这位是相熟多年的好友，所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当时，我问他为何反对修例，他就说了类似上面提到的谣言。事实上，这位好友就如大多数反对修例的人一样，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完全缺乏认识（例如“双重犯罪”原则、八不移交条目等等），反对的理由只是人云亦云。
然而，在修例风波爆发之前，香港青年对内地的恐惧及抗拒并非如现在般严重。笔者认识的青年都会经常往返深圳、广州等地旅游，看内地的综艺节目，光顾内地商人在香港开的商店（例如某知名茶饮品牌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开张，随即有大量顾客排队，当中不少为年轻人） 。
可见，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产生好感（至少不反感），但政治上，香港青年普遍敌视内地政府（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据笔者观察，大多数香港青年实际上并不认识以上两者，只是在他们眼中，错误地认为两者就是“极权”（当然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极权”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坏的，因而产生厌恶。
换句话说，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识很薄弱，他们的恐共抗共反共心态亦非建基于扎实的理据，而是类似宗教信仰的价值判断，视内地的政治体制为恶魔。在大多数香港青年眼中，民主与内地体制的关系，就是真理与恶魔的关系，即至善与至恶的关系。他们觉得，民主是好的，内地体制是坏的，是反民主的，内地因而无民主，甚至阻碍香港人追求“民主”真理。
然而，风波发展至今，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的认同感亦已大幅削弱。除了拒绝回内地旅游，“勇武派”更在不少在港内地企业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店铺大肆破坏、在铁闸喷上“支那”等辱华字词，而“和理非”亦宣扬建立所谓的“黄色经济圈”，呼吁公众只到支持修例风波的商户光顾，杯葛内地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不难预见，风波过后香港青年与内地的厌恶感及疏离感很可能会更加强烈。
总括而言，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国族认同，有部分更自认具有排外性的香港人身份，对中国人及中华民族的身份嗤之以鼻。当然，并非所有青年都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例如笔者与朋友到日本旅游，要在入境表格中写上国籍，他们都会主动写上Chinese，而不是Hong Kong。然而，他们对中国人身份，表现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觉，只是视之为现实，并非真诚主动对中国人身份产生认同感及自豪感。
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的看法
这次修例风波之中，最令笔者的内地朋友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就是示威者对英美两国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到示威者高举英美国旗及写着“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解放香港”横幅的画面，乞求外国支援他们，甚至认为英国可以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将香港收回。
在内地人眼中，英美两国是剥削及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甚至曾经殖民香港，香港人理应讨厌殖民者。然而，香港青年不但不视殖民史为耻，反而引以为傲。难怪有内地朋友称香港青年为“香蕉人”（黄皮白心）。
笔者观察到，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大致上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热爱英美两国，认为两国是民主自由人权等进步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们真心相信英美两国会帮助示威者争取民主，共同对抗内地。这种看法与上述对“民主”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英美两国也不是好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深知其四处侵略的恶行，但相对于“最坏的中国”，英美两国只是次坏。他们亦知道英美两国并非真心支持示威者争取民主，只是出于利益而抗衡内地，但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考虑，他们愿意寻求英美两国支援。这种思想与上述对内地的看法相关。
第三种看法是对英美两国都没有太大感觉，只是认为高举这些国旗，既能够吸引国际传媒报道，好像把事件推上了国际舞台，又能使内地政府丢脸。可见，这种看法带有“拿来主义”的味道。因此，除了英美两国国旗之外，示威者还高举加拿大、乌克兰、“中华民国”、加泰罗尼亚等旗帜。
（图片来源：香港东网）
香港青年的思想来源
那么，到底香港青年的思想从何而来呢？有人认为，是修例风波导致青年“觉醒”，激发了他们“对抗极权”（实质是恐共反共）之心。然而，这种看法无疑是将因果关系调转了，是先有恐共反共心态，才激发了这场修例风波。
然而，这并不代表青年的思想是先天的（所谓“天然独”、“天然统”、“天然爱国”），也不是从天掉下来的，而是后天长期潜移默化而成的。简单而言，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青年，包括家庭、学校与媒体等等。
家庭
家庭方面，大量青年参与暴力活动，当中不少更只有十二、三岁，显示父母缺乏对青年的约束力。一方面，很多父母都要上班，根本无法得知子女行踪。即使知道子女参与暴力活动，亦无法阻止。
事实上，自风波爆发以来，很多青年与他们的家人因政见不合而翻脸，不但不瞅不睬，甚至不准他们回家，结果当然是削弱了父母对青年的约束力。更甚的是，有些父母会带同自己的子女参与示威游行，说要让他们早点学习云云。这样一来，反政府、反共的意识形态就在青年的思想里扎了根。
学校
至于学校，更加担任着教化的作用，对青年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重大影响。
首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众所周知，在教育界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正是属于泛民阵营的教协。当然，我们不能只因很多教师加入了教协，就一概而论认定所有教师都是反共的。然而，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确实有教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学生灌输反共意识形态。
例如在笔者求学时期，教师会在课堂上播放反共机构制作的视频片段，以及带学生到反共机构在城大的所谓“展览馆”参观。很久以后，笔者偶然在网上找到从其他角度分析内地政治风波的纪录片，才得知世上原来存在与那些反共资料不同的信息，但像笔者这样能摆脱这位教师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同学，只属极少数。
至于课程设计及教材，最为人诟病的相信是通识教育科。教材内容的偏颇，《文汇报》曾经对此作出详尽报道，笔者就不再多谈。笔者曾经修读通识教育科，确实从中学会了批判性思考及多角度思考。换言之，通识教育科教导的主要是思考方法。然而，在面对政治（尤其是巨大的政治风暴）时，青年往往难以维持理性思考，结果“批判性思考”只剩下批判，多角度思考变成了单向度思考。缺乏理性思考的“批判”，只会发展成一种充满偏见与不信任的“宗教信仰”。
更甚的是，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对香港史的认识，这就要从中国历史科说起。先声明，笔者手头上没有相关教材，只能凭自身记忆去分析。
笔者已经忘记初中时期到底有没有在课堂上接触到香港史，即使有的话印象亦很模糊，可能是由于笔者当时年幼所致，亦有可能是由于课程内容只属“蜻蜓点水”。事实上，自2000年课程改革以来，中史被编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范畴之中，大部分学校把中史科纳入“综合人文科”，因而变得零碎化及矮化，而有关香港史的内容，只占初中中史科课程约五分之一，授课时间及内容少上加少。
笔者最有印象接触香港史的时间是高中时期，那时笔者选修世界历史科，当中有一个课程是香港史。虽然课程内容及资料比初中丰富，但框架基本上与初中的课程无异。
笔者接受的历史教育，可说是一种时空上被切割的香港史。
第一个切割点是“香港开埠”。 1842年，英国逼使清廷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开启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笔者当年接受的香港史教育，正是以1842年“香港开埠”为起点。
看起来，将“香港开埠”视为香港史起点，好像是理所当然。然而，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把香港史等同于殖民史，仿佛香港在殖民者统治以前是没有历史的，是殖民者赋予了香港“历史”一样。
事实上，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历史亦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怕中国政府自1842年起失去了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都没有因此而割裂，两者依然密不可分。
以香港经济为例，香港历史上两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转型，正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影响所致。由起初的转口贸易转型至制造业，是因为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禁运，对香港的转口贸易造成沉重打击，因而发展制造业；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则由于内地实施“改革开放”后，大量香港资本家将工厂“北移”，导致香港的制造业失去发展动力，因而转型至服务业。由此可见，即使中国政府从1841年起失去了对香港的管治权，香港的发展亦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发展分开。
然而，由于“香港史等同于殖民史”的错误史观，香港仿佛自1842年起就从中国切割开来，香港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社会、拥有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历史。在这种史观之下，香港历史能够独立地发展。即使有受中国影响，亦只是以个案呈现，缺乏与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联系。例如省港大罢工，除了是发生在香港的历史事件，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反殖反帝运动的部分，但这个重要意义在殖民史观下被刻意淡化了。可见，这次切割是香港与中国的切割。
第二个切割点是“六七暴动”（左派称为“反英抗暴”）。殖民史观将“六七暴动”前后分成两段历史时期（1842-1967，1967-1997）。
六七暴动（图片来源：中评网）
“六七暴动”被镇压后，时任港督戴麟趾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计划”、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等等，被视为港英政府“善治”的开端。及后担任港督的麦理浩所推行的大幅度社会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更被塑造成港英“善治”的典范。当然还有港督尤德、卫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急促）民主化。以上呈现的，正是港英政府“善治”的形象，然后再透过将这种形象放大，试图淡化殖民者劣迹斑斑的殖民史。
这种史观将殖民史分成“劣治”与“善治”两个时期，并制造出一种假象：无论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恶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统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动”以后，殖民者好像已经改过自身，愿意推行社会改革及推动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这样一来，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满压迫、剥削的血泪史，而是由作为恩主的殖民者所带来的“文明史”。
换言之，这种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为基础的。这个课程所呈现的，一方面是香港与中国的割裂关系；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现代化”亦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这样一来，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辉岁月”：香港当初“有幸”被英国殖民，才得以建立内地所没有的“文明”。
这种被切割的香港史，导致了青年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恋殖”心态及对中国的疏离感。加上国民教育的长期缺位，以及媒体的作用，导致香港青年缺乏国族认同，自认为中国人的青年愈来愈少，反共反内地心态则愈来愈强。
媒体
至于媒体，则可分为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从笔者观察，香港青年惯常地阅读香港电台、《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反共媒体，亦经常收听由不同反共人士担任主持或所谓评论员的网上电台节目。
然而，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更加是青年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除了Facebook及Instagram，高登、连登等讨论区更备受青年热捧。这些讨论区不但充斥偏颇资讯及假新闻，更有大量公然煽动仇恨、暴力，甚至宣扬恐怖主义活动的贴文。讽刺的是，这些媒体的存在，就证实了香港言论自由确实得到充分（甚至过分的）保障。
香港青年与香港未来
在这个严密、广泛、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影响之下，试问有多少青年能够摆脱这种反共反内地意识形态？像笔者般左倾、拥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无奈地在香港只属极少数。笔者多年来就因这种立场而受到不少冷嘲热讽，“五毛”、“走狗”之称此起彼落，多少友谊因政见不同而破裂。对思想的坚守，换来一次又一次的人身攻击。
这种感觉就如已故台湾左翼作家所言一样：“问题是眼前，是当下，人们不理解你。这是社会主义运动里常有的事情，除非你回到三零年代全世界一片红旗。我一直是一个人走的。”
但相对于因捍卫爱国立场而遭受皮肉之苦的英雄，笔者所受的可算是“小儿科”。事实上，在修例风波之中，拥有爱国主义立场的人被攻击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9月16日，一名周姓男子只是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就被数十名黑衣暴徒围殴至昏迷危殆。11月11日还发生了前文提到的李姓老伯被烧事件。在中国的土地下，爱国竟然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是多么的讽刺？ ！
在所谓的“连侬墙”上，示威者贴上印有毛泽东有关青年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海报。
没错，香港属于青年，但同时属于幼年、中年及老年人。青年人不要太过自以为是，以为香港是我们独享的，就能够为所欲为。我们必须懂得尊重他人，尤其是长辈，不要因政见不同就左一句“蓝尸”、右一句“废老”去人身攻击对方，须知青年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上一代辛苦建立而成的。当青年反驳林郑月娥那句“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时，不妨想想自己又如何对待持相反意见、同属社会持份者的人？
当然，将来香港必然掌握在青年手中，这就意味着青年肩负起重大的责任。然而，单靠满腔热血和激情，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以应对真正的问题及其根源，无论青年如何“爱港”，香港亦只会在青年手中继续沉沦下去。将来，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则无可避免要面对下一代青年人的责难：是我们亲手把香港毁灭，是我们破坏了下一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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