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坎贝尔：美中两国该怎样在竞争中和平共存？
【文/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美国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须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重新思考的最为关键的时刻。虽然华盛顿在大多数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过一项共识正在逐渐形成：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触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如今辩论的焦点在于：美国今后该如何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2019年9-10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发评论文章：《在竞争中避免灾祸——美中两国该怎样在竞争中和平共存》
与美国外交史上发生的许多辩论一样，人们在这一辩论中的发言既包含建设性创新的内容，也包含破坏性煽动的内容。不过多数观察家应该都会同意，今后美国对华战略所遵循的路线将会是“战略竞争”，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是这样表述的。不过，以“战略”作为修饰语的外交政策框架所制造的问题通常来说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战略耐心”反映了行动时机和行动内容的不确定性；“战略模糊”则意味着该发出什么信号是不确定的。
那么“战略竞争”呢？这个表述其实反映了竞争领域的模糊性，而且在竞争中取胜的标准也是不确定的。然而，由于人们急于开启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目前还没有人为与美中竞争有关的此类重要问题提供明确答案。美国到底为了什么与中国竞争？通过竞争，美国希望实现怎样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目标？竞争手段是为实现竞争目标服务的，如果不能明确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那么美国将陷入为了竞争而竞争的怪圈，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也将大大增加。
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曾乐观地奉行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和经济接触战略，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乐观心态。不过在转向新的“战略竞争”路线时，美国的决策者们也许只是用一套新的自以为是的观点取代了一套旧的自以为是的观点（policymakers may be substituting a new variety of wishful thinking for the old）。接触战略的错误在于，我们曾认为在与美国进行外交和经济接触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今转向“战略竞争”路线的华盛顿很可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以为中国将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发生另一种根本性变化——屈服或崩溃。
虽然美中两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不过双方都需要接受对方是大国这个事实并为两个大国彼此长期和平共存的局面做好准备。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首先应该对自己影响北京长期发展方向的能力做出谦逊的评估。美国的对华战略不应过于依赖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判断，无论中国的体制如何演进，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是稳定持久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不应是寻求实现类似苏联解体那样的终极确定状态，而应是寻求实现有利于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在清晰的战略思维作用下形成的两国稳定共存的状态。
在这种共存状态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而美国在竞争中应努力确保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得到维护。随着美国逐渐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这种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许意味着近期将发生一些摩擦。在战略接触时代，为了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关系，避免发生摩擦本身曾被列为一个目标。展望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绝不能只是着眼于美国想要何种美中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应着眼于自己想要获得哪些利益。美国所寻求的稳定状态应确保两国在竞争的同时还要避免陷入紧张关系升级的危险当中。
美国的决策者不应认为这个目标难以企及而不予考虑。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当然不仅取决于美国自身，中国也将扮演它的角色。因此在未来的美中互动过程中，“保持警惕”（vigilance）将是一种长期性的要求。虽然和平共存能够让美国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机会，防止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恶化到直接冲突的境地，不过这种和平共存并不意味着竞争的偃旗息鼓，也不意味着我们在重大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相反，和平共存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把竞争看作一种需要管控的状态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competition as a condition to be managed rather than a problem to be solved）这一观点。
接受冷战教训、拒绝冷战逻辑
由于美国在“战略竞争”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表述，人们在面对当前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时往往会倾向于参考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国竞争——冷战，这是可以理解的。从直觉角度来说，人们把两场竞争做这样的类比并非没有道理。与前苏联相似，中国也是一个大陆级别的竞争对手，施行一党执政体制，而且极具雄心。中国向我们发出的挑战具有全球性而且这一挑战将长期存在。要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展现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国家动员能力。
即便如此，把中国比作前苏联仍然是错误的。如今的中国是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比起当年的苏联，中国在经济上更加强大、外交上更加老练、意识形态上也更加灵活（more formidable economically,more sophisticated diplomatically,and more flexible ideologically）。此外，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已经深深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已经与美国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冷战的确是一场关乎美国生死存亡的斗争。美国当初之所以对苏联奉行遏制战略是基于一种预判：苏联终有一天会不堪重负自行崩溃。正如提出对苏遏制战略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结束职业外交生涯后，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出版了17本著作，其中两部获得普利策奖——观察者网注）所坚称的：苏联的体制已经种下了“导致其自身衰败的种子”。
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对中国做出此类预判。我们若以为中国最终会自行崩溃或将此作为目标来制定新的遏制战略，那么美国将误入歧途。尽管中国面临着人口、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但中共面对新形势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与时俱进能力。中国也许会在国内问题上陷入严重困境，然而一项严谨的战略不应建立在对竞争对手自行崩溃的期待之上。即便中国在某一天崩溃，那也是它未能解决国内问题所致，而非美国施压的结果。
把中国与前苏联进行类比，夸大了中国为我们带来的生存威胁，却低估了中国与我们进行长期竞争的能力。虽然亚洲热点地区有爆发冲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并没有高到冷战时期欧洲那种程度，冲突升级为核战的威胁也没有冷战时期欧洲那么严峻。美中之间也不存在当年发生在柏林和古巴的那种核边缘试探。此外，美中竞争既没有把世界拖入代理人战争，也没有让各国根据意识形态分裂为两个进行军事对抗的阵营。
虽然爆发战争的风险较小，不过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国家。在20世纪，美国的竞争对手（包括前苏联在内）的GDP无一达到美国的60%，而中国已于2014年跨过了这个关口。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如今已经是美国的125%。中国已经在若干经济领域成为全球领军者。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经济更多元、更成熟而且更具韧性。
此外，北京还更善于把自己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影响力。与前苏联封闭而虚弱的经济不同，中国积极拥抱全球化，如今中国已经是超过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经济活动、人员往来和技术联系定义了中国与美国甚至与全世界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元素在军事色彩浓厚的美苏关系中是缺乏的。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对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国家的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留学生已遍布全球各所大学的校园，中国游客已充斥全球各大城市的景点，中国工厂已成为全世界大量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中心。在各国与中国进行如此密切交往的情况下，哪些国家与美国站在一起、哪些国家与中国站在一起已经难以确定。厄瓜多尔和埃塞俄比亚也许期待来自中国的投资或希望获得中国的技术，然而这两个国家不太可能将疏远美国视为一个严肃的选项。
虽然中国是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的竞争对手，但中国同时也是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些全球性问题即便在美中联手的情况下解决起来也非常困难，如果美中无法实现合作，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便不存在了。鉴于美中两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此外，经济危机、核扩散、流行性疾病等大量跨国问题也需要美中两国展开合作才有望获得解决。然而在冷战时期，并不存在像今天这么多的问题需要美苏之间展开合作。
一些人提出了“新冷战”的概念，这一概念意味着美国须对中国进行遏制；而另一些反对遏制战略的人提出了“大交易”（grand bargain）的概念，他们认为美国应与时俱进并与中国达成交易。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意味着我们与中国之间会实现美苏之间曾出现的那种关系缓和，它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在达成“大交易”之后，美国将在亚洲向中国做出让步，承认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国内问题重重而且美国已陷入相对衰落的状态。他们认为“大交易”是一种务实的选择，不过在我看来，“大交易”并不比遏制战略更加可行。亚洲是当今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将这一地区的主导权让给中国会对美国工人和商界造成长期损害。此外，这样做还将伤害我们的盟友和价值观，我们在亚洲主权独立的伙伴将沦为交易筹码。当我们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之后，我们还可能做出根本的永久性让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将走向终结，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行动的权利也将被放弃。这一切对美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大交易”也是无法真正落实的：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当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或想法发生改变时，它可能违反与美国所达成的“大交易”条款。
遏制战略的支持者们倾向于把那些主张“管控竞争以实现美中和平共存”的人视为“大交易”概念的支持者，而“大交易”概念的支持者们则倾向于把那些主张“美中可持续竞争”的人视为遏制战略的支持者。这意味着，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遏制战略和“大交易”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其实还存在一条中间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是建立在中国向美国屈服（遏制战略希望收获的结果）或美中共治世界（“大交易”所主张的观点）的基础之上的。
与上述两种极端观点不同，中间路线的目标是：华盛顿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四个领域实现与北京的和平共存，并致力于确保和平共存的规则框架有利于维护美方利益、确保美中两国不会在和平共存状态中感受到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曾感受到的那种威胁。华盛顿应该汲取冷战教训，不要误以为美苏冷战逻辑在当今的美中关系中仍然有效。
打造可持续威慑能力
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全球性的军事对抗相比，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仅在印太地区有发生冲突的风险，其中有四个热点：南海、东海、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美中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不过随着双方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随着双方在攻击性军事力量方面大笔投资以及两军近距离相遇事件的不断发生，该地区的局势正日趋紧张。华盛顿担心北京会把美军的势力从西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而北京则担心华盛顿正在试图包围自己。考虑到美国海军和空军在南海行使航行自由权利时曾多次遭到中国军队的干扰，一些程度较低的摩擦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风险是存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前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曾发出警告称，任何此类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
然而，美中两军在印太地区实现和平共存并非没有可能。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考虑到中国军事力量投射的范围，美国已经无法恢复此前在该地区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实现以下目标：对中国形成威慑，使其不能压缩美国在该地区的回旋空间，使其不能用军事手段胁迫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家。中国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将继续维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海军将继续在该地区的主要水道执行任务，美国将继续在该地区维持自己的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
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很可能对上述设想构成严重的挑战。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南海，军事挑衅或误判很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并造成毁灭性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决策者们应对此予以更高的关注。在台湾问题上，考虑到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各方都默契地不单方面改变现状也许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结果。台湾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点，它还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和中国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美中双方以细腻而有弹性的手段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了一个模糊的空间，这座小岛就在这一模糊空间里实现了发展和民主化。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双方在那些问题上难免互相警惕和不信任，但也需要进行密切的接触、保持必要的克制和耐心，而双方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展现的外交技巧能够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在南海问题上，若北京能意识到航行自由受到威胁会对其自身的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再辅以美国的威慑，那么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势头便能够得到控制。
为了实现美中和平共存的局面，华盛顿需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机制并增强自身对中国的威慑能力。作为冷战对手，美国和前苏联曾为了避免偶发冲突升级为核战争采取了很多措施，双方建立了军事热线、制定了两军行动守则并签署了军控协议。在潜在冲突点已经扩展到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今天，美中之间却缺乏类似的危机管理机制。
美苏两国1972年签署的《防止海上事件协定》为避免两国海军发生误判制定了详细的行为准则，如今美中两国在每一个军事领域都有必要签署那样的一份正式而详细的协定。为避免冲突（尤其是发生在南海地区的冲突），美中两国还需要建立更多的沟通管道和沟通机制，以便让其中一方能够在相遇事件中快速知晓对方的动机。美中两国在政治上的分歧不应再继续绑架两军关系。双方的高级将领应该进行更密切的实质性接触，以便双方建立个人关系并对对方的行动有更多了解。从历史上来看，在危机沟通方面取得进展并非易事：中方也许担心危机沟通机制的存在会让美军因不必担心承担后果而在行动时变得更加无所忌惮，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军事改革的推进，中方的忧虑将有所缓解。
一项有效的对华战略不仅要求美国降低爆发非故意冲突的风险，而且还要求美国对故意冲突的爆发形成威慑。华盛顿不应允许北京在领土争端中通过对他国进行武力威胁来制造既成事实。然而，对风险进行管控并不需要美军在该地区掌握主导地位。正如特朗普政府前防务官员柯伯吉（Elbridge Colby）所言：“即便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强大、令人惧怕的对手，在不占据军事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对其形成威慑仍然是可能的”。
若要美军成为一支在印太地区有威慑力的军队，华盛顿应该调整在军事装备方面的开支，把资金从那些昂贵的、易受攻击的作战平台（如航母）转移到更加便宜的不对称战力的打造上，用较低的成本来挫败中国人的冒险主义。这意味着我们要向北京的一些做法学习。正如中国通过相对廉价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来应对美军一样，美国应该更重视远程无人舰载机、无人潜航器、导弹潜艇以及高速攻击武器的作用。所有上述武器都能够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利益，这些武器在打击中国人认为自己必胜的自信心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发生误判的风险和爆发冲突的风险。此外，美国还应该使自己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更加多元化，在必要时用基于协议的军事介入来取代永久性驻军。这将让部分美国军事力量摆脱中国的精确打击魔咒，让他们能够保存快速处理危机的能力。而且除了应对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之外，他们还可以遂行更大范围的军事任务，包括人道主义救援、救灾和反海盗行动等。
构建对等的美中关系
与把资源集中于军力建设的前苏联不同，中国把经济视为国家竞争的主战场。颇有前瞻性的中国政府已经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不过，中国在寻求获得上述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并不希望给予西方公司对等待遇。中国已经通过产业政策、保护主义等方式构筑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市场壁垒并利用了美国市场的开放性。
这种结构性失衡已经对美中经济关系的稳定造成了侵蚀，即便两国领导人能够在近期达成贸易战停战协定，两国经济关系仍然面临很高的破裂风险。若希望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保护美国工人和创新成果，我们就需要让北京知道，只有北京愿意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中国产品才能进入全球其他主要市场。而华盛顿自身也需要对构成美国经济优势的那些核心产业进行投资，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国家构建联合战线并在避免伤害到自身的前提下捍卫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对美国取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是我们在国内所采取的政策。用“斯普特尼克时刻”对当下的情况进行描述也许显得过于夸张，不过政府的确需要为捍卫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科技主导地位发挥作用。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倡导修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作为一位科学家也提出了诸多基础科学研究倡议，然而如今面临强大经济竞争对手的美国却已经不再进行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华盛顿必须在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基础科学领域大幅增加投资。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应该在各级教育领域增加拨款并翻新基础设施，我们的移民政策应有利于美国继续巩固自身的人口优势和由此带来的知识技能优势。在对中国展现更加强硬立场的同时，美国不应减少对公共领域的投资。我们正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一些人认为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这是非常荒唐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是一对怪异的意识形态伙伴，他们的存在告诉我们：美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
在稳固国内基础的同时，华盛顿还应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展开合作，共同为国有企业、本土创新政策以及数字贸易等WTO规则目前尚未触及的领域制定标准。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所制定的标准将通行于亚洲和欧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应该在WTO体系内部向奉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就标准制定发起一项倡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填补上述标准空缺。美国这样做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如果中国今后希望享有进入该经济体系的平等权利，那么中国就必须让自己的经济和监管框架符合我们所制定的标准。美国与各伙伴国家所构筑的经济体系将具有强大能量，中国将在其作用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对搭便车的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并遵守各国所制定的贸易规则，要么直接面对占全球近半经济总量的各国给出的不那么优惠的贸易条件。北京当然有权利坚持“进行经济改革将变更其经济制度”的观点，可是其他国家也有权利对北京采取相应措施。在一些情况下，华盛顿有必要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采取对等措施，然而美国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以下观点的原因：特朗普政府挑起与盟友的贸易摩擦却没有与盟友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的做法是在浪费美国手中的牌。
中国公司在从美国的知识产权中获利，中国制定了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中国在推进军地融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中国面前确保自己的技术优势。这就要求美国对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双向投资和贸易活动加强控制，这种控制不应是全面的，而应是有选择性的。美国应该对那些与国家安全和人权有关的技术加强控制，而与这两者无关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不应受到影响。即便这种控制是有选择性的，在实施前，美方也必须与产业界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充分的沟通，否则全球技术生态将因知识和人才流动受阻而变得碎片化。如此一来，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一项关键竞争优势——开放——将被削弱。长期以来，美国开放的经济体系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并能够把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为美国所用。此外，对技术领域的过度控制还将把其他国家推向中国的怀抱，考虑到中国已经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事实，美国更应该把握好施加控制的范围。
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针对参与各国5G网络建设的中国华为公司展开的过于高调的单方面攻击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汲取的教训。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事先与各盟友和伙伴国家协调立场并制定一些有创造性的政策（如提出多边借贷倡议帮助各国为通信运营商购买华为设备的替代品提供补贴），那么美国在说服各国购买其他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产品时就会有更高胜算。如今华为已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华为设备将导致欧洲5G服务的推出被推迟两年，若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上面所提到的事情，那么美国就可以对这两年时间加以充分利用。若要对美中在科技领域的贸易和投资活动加强控制并取得成功，特朗普政府就必须仔细权衡、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并在多边框架内获得支持，否则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将很可能受到伤害。
推进民主而不是反华
美中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意味着两国正陷入一场模式之争（an emerging contest of models）。不过与冷战时代美苏两国之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同，如今美中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却是相对模糊的。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无意像冷战中的美苏那样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试图改变对方。即便中国并不寻求输出自己的模式，这个国家最终还是会成为一个比前苏联更难对付的意识形态对手。如果说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制度特征的话，那么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必将给国际秩序笼罩上一层其自身的色彩。一些人也许会有疑问，西方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受到侵蚀是否会对美国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害呢？答案是肯定的。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更有可能追求良好的国家治理，更有可能善待自己的人民，也更有可能尊重其他开放的社会，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们更透明、更值得信赖，他们会成为美国更好的经济合作伙伴和安全合作伙伴。
为了在与中国实现和平共存的过程中建立有利于美方的规则框架，华盛顿不应仅仅关注自己在美中竞争中得分多少，而是更应关注上面提到的价值观本身。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美国应避免冷战时期的惯常做法（即根据一个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来制定对该国的政策）。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诸如在拉美地区推行门罗主义或者在非洲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正是反映了美国的上述冷战旧习。美国应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与其打交道，这将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美国不应根据一个国家对中国倡议的反应来制定对该国的政策，这将给各国留下一个印象：华盛顿仅仅把他们视为自己与北京竞争时使用的战场。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很显然这是美国实践上述原则的好机会。美国不应在每一个港口项目、每一个桥梁项目或每一个铁路项目上与中国博弈，美国及其伙伴国家应该向各国阐明：只有高品质、高标准的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的发展。我们不应只因某项投资对中国不利就对其提供支持，我们之所以对一项投资提供支持应该是因为它有利于维护自由、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做更具长远眼光。从这一角度来看，良好的国家治理（尤其是政府问责机制和施政透明度）、公民社会、独立媒体以及信息的自由传播是我们应该着重坚持的价值观，这是对民主制度最好的维护。这将降低民主倒退的风险、改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家应为此建立一个多边的基金，世界各国将因此获得中国倡议之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不过，我们还需要从更根本的层面做出改变：美国应该对良好的国家治理和投资人力资本有更坚定的信心，坚信这一路径从长远来看会比中国方案更有利于各国的发展。
新技术已经在人类伦理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课题。我们应坚持原则而不是仅在意一时的得分多少，这对美国在新技术领域制定规则至关重要。从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从自主武器到人类基因编辑，在为上述新技术领域制定行为规则时，我们将在未来几年里面临激烈的斗争，而且在取胜后我们还需要对不遵守规则的参与方施加压力以进行规管。华盛顿不应再浪费时间，我们必须尽快启动规则的制定工作。
竞争与合作
人们一般认为，随着美中关系中竞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合作的空间即便不消失也将受到严重挤压。然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即便作为宿敌也曾在太空探索、传染性疾病防治、环境保护等很多领域里展开合作。鉴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冷战时代相比，如今华盛顿和北京更加迫切地需要合作。两国领导人应该将诸多跨国性问题纳入合作框架，这不是其中一方让步与否的问题，合作是双方的共同需要。
若要在合作与竞争中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华盛顿必须为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作出安排。展望未来，华盛顿应避免在解决诸多跨国性问题时过于主动地向中方寻求合作。美方态度过于主动将给予中方讨价还价的筹码，事实上这反而会给双方的合作范围造成限制。虽然听起来有些与直觉不符，竞争却是实现与北京合作的必要之举。许多信奉零和战略思维的中国人一直很重视研究美国的实力和决心（U.S.power and resolve），而中国一直以来也很关注如何对这两者施加影响。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华盛顿应该在北京面前展现自己坚定的立场，甚至让北京付出一定代价。这样做非常重要，甚至与以恳切的态度寻求与北京展开合作同样重要。因此，最佳的战略是以竞争为主导，辅之以合作意愿。美国不应为了争取中国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的协作而在国家利益上作出让步。
超越美中双边关系的更大视野
美国决策者可以从冷战中汲取许多经验教训，应该被牢记的一点是：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一项最大优势并非限于美中双边范畴，而是超越了这个范畴。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所形成的合力能够在所有领域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影响，这意味着华盛顿必须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把所有这些关系编织在一起。虽然涉及美中竞争的许多讨论都落入双边范畴，然而美国最终还是需要将对华战略融入到自己在亚洲及全世界打造的绵密的关系网络和机制网络中。
特朗普政府最好能记住这一点。特朗普并未充分利用美国的上述长期优势，他反而通过军事基地经费分担比例、关税等问题让很多传统盟友越来越疏远美国，更加恶劣的是，他还放弃或削弱了许多美国参与其中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协议。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再到世界贸易组织，许多国际机构都是美国参与设计并主导的，这些国际机构在航行自由、军事透明、争端解决、贸易政策等领域制定了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原则。从上述机构中抽身离开也许能让美国获得短期的回旋空间和政策灵活性，但代价是美国的长期影响力将遭到削弱，而北京也将借机在上述机构中重塑各种原则和规范并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美国应该回到那个把盟友视为需要投资的资产而非带来成本的累赘的时代。对于无力打造属于自己的联盟体系的北京来说，它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把这项长期优势挥霍殆尽。在清晰的战略思维作用下实现与中国的和平共存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若没有朋友的帮助，它将是无法完成的。如果美国希望强化自己的威慑力、构建更加公平对等的贸易关系、维护普世价值、克服诸多全球性挑战，那么美国就不能单打独斗。虽然反复阐述这一点有些啰嗦，但在本文结尾处我必须再次强调：美国在制定任何一项战略时，若想产生良好效果，就必须把联盟体系视为一切的出发点。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9-10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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