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正：心病终须心药医——再论香港事件的表象与本质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国正】

《为什么我的学生竟然会这样？如何理解香港乱局的表象与本质》一文登出后，蒙不少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一方面促使我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另一方面也觉得有若干问题需要再作补充说明，因此再成此文。

对整个香港事件，几乎所有论者都只是从是非对错的角度作评价，谁“对”谁“不对”，这样“才对”那样“不对”等等；但无论对或不对，都是从理性层面着眼，忽略了人在理性层面之外还有心理层面，而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差距可以判若云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一般自以为是理性的判断，实质上往往是心理影响下的产物，休谟（David Humes）17世纪时就有此名言：“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强烈情绪的奴隶。”（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为》文的主要论旨就是要强调，在港人所处身的客观事实与他们对这客观现实所产生的主观感受之间，可以有云泥之别。

香港年轻一代的强烈情绪、主观感受是什么？是无助的感觉，是巨大的压力。《国语·鲁语》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经济成果，除了造就了一个东方之珠之外，也造成了娇生惯养，脆弱不堪的年轻一代，今日青少年多为家中独孩，万千宠爱，小小苦头即有如滔天大祸。

2014年占中事件初起之时，不少非法示威者被警署拘留（时双方皆极平和），因人数众多，处理耗时，有人捱饿三、四小时方能进食，事后即称遭受“酷刑”；亦有放声嚎啕大叫妈妈者；“修例风波”中，警察驱散非法示威者时一般使用催泪弹，示威者即视之为“残暴”，不知香港警察这五六个月以来只使用了6000枚，不及去年法国警察在黄马甲事件中一日的用量。这些港青还愿意出力去“争取”，还是比较“进取”的；有些更干脆抱持放弃的态度，其中最极端的，不仅惊人，甚至是我们无法想像，无法理解的。下面是香港一个医生Dr. Jessica Tang的行医经历，可以看到其严重性：

我是个经常接触到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的医生。

虽然他们要寻死的原因不同，但是总有个共通点——绝望、无助(hopeless and helpless)，对未来绝望。是什么迫到一个朝气勃勃的年轻人绝望，绝望到一个点要结束自己？

我曾经见过一个初中男生，读书成绩好、家庭关系好、与朋友相处融洽、没有感情烦恼、学业压力处理得当，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寻死？

他说：“我对未来看不到希望。”为什么？他低头沉默不语。

我说：“不用急，你不想说是OK的，如果你想说，我很乐意听。”情绪低落的人未必想说话，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和被接纳。

过了良久，他终于开口说话：“在香港，我看不到希望。”他停顿片刻。“努力读书又如何？就算大学毕业，如果你不是富二代，亦只能打份牛工（跟牛一样的工作），然后连楼都买不起。就算买到楼，亦只是一世做楼奴，为地产商打一世工。”

我惊讶，一个初中生成熟至此。

李伟才也有类似经验，李是香港知名的科普作家，几年前女儿十八九岁，刚考进中文大学，还没开课，却突然自杀了。李痛心之余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女儿成绩优异，家人亲爱，朋友和睦，亦无感情问题，遗书中除了道别之意外，完全没透露什么就一去不返了。

死者已已，我们再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但看过那位医生所言，至少也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对某些香港年轻人来说，活着就已经是压力。

《为》文的主体，在于阐明整个事件与“反修例”、“双普选”等等堂皇借口关系不大，真正问题在于年轻一代的“困顿”。“困顿”之前，必须加上“心理上”三字，因为客观上其实不差，即使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

失业率极低，近乎全民就业；中小学免费教育，公费大学学生只付实际成本约20%的学费；医疗近乎免费（水准高，但若干病症要轮候）；公务员优质廉洁，效率极高，远胜我所知的外国；治安之佳世界罕有其匹（“修例风波”前）；社会运作井井有条；公共交通廉宜舒适方便；三百万人可住低租公营房屋（租金收入不敷经营开支）；社会福利社会服务颇为全面，老病无告者皆有居所，享福利金，无人捱饿、失治。

因此他们的“困顿”，只能理解为一种主观感受；心理学早有证明：一人月入一万，若朋辈一般皆月入二万，则幸福感低；反之，同样月入一万，若朋辈一般只得五千，则幸福感高。困顿不困顿，视乎个人心中以什么为“合理”标准，视乎与什么比较。有所得有所享，老年一辈会非常“感恩”，青年则视为entitlement（应得的权利）——社会欠我的，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成了“基本人权”。

然则，什么是“应该得到的”？他父母、祖父母那一辈所享有的——自置房屋、稳定工作。不过，一如《为》文中所言，时移世易，买房不易已成为普遍趋势，英、美年轻一辈亦同病相怜，虽然未及香港严重；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已经一去不返；但一般青少年浑然不知，一与父祖辈相比，登时自觉“生逢乱世”（此2014年占中时期口号，有人印于 T-shirt 之上）。有学生向我诉苦：大学毕业3年，月入不过2万余，颇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意，完全不知持博士学位者在英国大学当讲师，工资扣税后亦不外如是。

香港房价走势，图片来源：港媒

“应该得到”的entitlement得不到，当然不满。但何以如此？是世界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香港得以高速发展的时代因素、国际形势不再存在？抑或有权奸从中作梗？前者抽象，需要横视世界各国，纵观经济演变轨迹，吃力不讨好；后者具体，随时有看着即不顺眼的人物对号入坐；欧州历史上一遇天灾人祸，民众总要找罪魁祸首以作 scapegoat（替罪羊） ，犹太人随时候命，即使现时西方民粹主义者之反精英，种族主义者之反移民，亦不过桥段依旧，角色换新而已。

香港舞台上，什么最宜扮演scapegoat角色？如《为》文所述，是内地+港府，合成起来就是官商勾结，向内地利益倾斜。何以是内地？这有历史原因，香港人不少是“逃难”而来，对内地本来抗拒，加之50年代大跃进、60年代文革之类事件都令不少人对内地有负面印象，自然观感更差；一般人对事物的印象，受家庭影响极深，先入为主，往往小时候就定型，今天不少五十岁以下中年一代对内地的印象，决定于四五十年前他父母所言所教，代代相传，难免日益强化僵化，而香港传媒为求迎合，多年来对内地的报导皆偏于单向负面，以致香港社会一些人对内地怀有疑惧戒心；港府由于被视为内地“傀儡”，自然容易成为港版犹太人，手到拿来，成了bogeyman（傩鬼）的最佳人选。

印象归印象，平心而论，香港陷身困境内地是否真有责任？老实说，我看不到，亦看不到港府政策如何向内地倾斜。不错，内地有不少公司在港经营，但亦不过利用自身财雄势大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而已，不见得有何特殊优惠，反而内地为香港提供种种方便却更为常见。倒过来看，殖民地时代香港向英国利益倾斜——高官几乎全为英人、英资巨贾怡和总裁（港人称“大班”）长期在行政局这一最高决策阶层占一席位、汽车入口税率英国产品特低——则尽人皆知，当然，青少年除外。

不过，说全无影响也不对；影响民生最大的是内地人在港大量购房，令本已稀缺的房屋更为昂贵。此原因非常现实，温哥华、悉尼、奥克兰等城市中的加、澳、新本地人亦同样对华人购房大有微词。

此外，还不能忽略心理原因。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有一电视剧，人物之一是个刚从内地来港的傻小子，又穷又呆，名“阿灿”，当时内地新移民即被人以此称呼，满含轻慢之意。及后内地进步神速，出了不少财大气粗一掷千金的豪客，香港人那种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立刻相形见绌，与内地人一比，自嘲为“港灿”。

这还是有风度之人的幽默感，但没风度没幽默感者当然更多；以前港人不论张三李四回到内地会立成天之骄子，但近年来风闻香港卖几十万一个包的名店（我没去过，听回来的），招待港人时淡然置之，可一听到普通话立刻诚惶诚恐，“坐，请坐，请上坐；茶，上茶，上好茶”的差别待遇当然令港人心理失衡，心中不快可想而知。

一如日本之于中国，有日本通说，数十年前日人对中国多抱有好感，现在正好相反，持负面态度者占大多数，其中除国人在外地常受诟病的原因（见下段），及显而易见的钓鱼岛争端外，另一点就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亚洲第一领袖地位的丧失。

主客易势，心理失衡，可以解释不少港人难以解释的言行。某些内地人举动粗鲁，在地铁内随意饮食，乱丢垃圾，高声喧哗，拖着行李箱横冲直撞，碾过别人脚面视若等闲……讨厌不讨厌？当然讨厌！不过，讨厌是讨厌，但又有什么大不了？皱皱眉就过去了，何能把对方视为“蝗虫”，要加以驱赶？把内地少数人在公共场所中的不文明行为放上网，口诛笔伐，百般嘲骂，其中所显露的暴戾恶意，所带的鄙夷歧视，所表现出来的不文明，其实已经远远超过被批评者的不文明。

这种心理失衡还涉及另外一面——恐惧，被取代的恐惧。高价商场、顶级食肆、千万豪宅，最常听到的是普通话；大学之内，内地学生越来越多，尤其理工科，拿奖学金的研究生不少都来自内地；职场上，内地专才来港，多占高薪厚职，处处让港人感受“威胁”。

香港向来以市场开放，自由竞争而闻名，诺贝尔得奖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即常以香港为自由经济之最佳模范，经济自由度排序，年年皆名列前茅，香港亦一向以此自豪。可惜，一及人才，却要实施保护主义，现时社会上已有限制内地学生名额之声，亦见诸立法会议员之口；本来，在自由竞争中，遇上强手，强者当是精神一振，奋发图强，力求不落人后，只有弱者方惊惶失措，砌墙立壁，以期屏诸门外。

香港人纳税人的金钱，何以不用于培养香港学生？此说颇得港人认同。不过，什么是香港人？按香港法律，居港七年即为香港人，新移民、内地生，不过比自视为“真正香港人”的人晚来数十年而已，不久亦可成为香港人，而且是香港最为需要的人；香港生育率极低，上一代老的老，死的死，所余无几，年轻一代则少生、不生孩子，本地人口已经开始萎缩。不过，未来十年、廿年、三十年医疗开支只会越大，福利负担只会越重，有人才有生产力，才有税入、公帑，才有社会运作资源。失血过多，但拒绝输血；氧气不足，但紧闭门窗，结果将如何？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今天之生活水平如何可保不坠？

新加坡与香港处境相若，早已积极吸纳高素质移民（奖励生育全不管用），此乃唯一出路，即使日本向来人种封闭，亦不得不开始考虑。但香港却举步维艰，因为有一小撮认为“‘我们”才是香港人。什么本土主义、城邦论、驱蝗、反水货、反融合、龙狮旗，种种名目，不同包装，内里皆为同一货色——对内地的排拒，希望香港可以自成一城，甚至自成一“国”，以逃避被边缘化的命运。

有人要求行文要排斥内地用语、有人反对食肆菜单印上简体字，这两人竟然都是立法会议员；近来我有内地学生在商铺购物，店员（当然不是名店）一听到普通话就拉下脸。可以清楚看到，现在某些香港人反对的对象已经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和内地沾上关系的一切——语言、文字、人。种种排斥抗拒的背后，显示了港人自信心的丧失，无法可施之下只希望能把对方封在外面以逃避竞争，回复到自己幻想出来的good old days（从前的黄金岁月）。为什么会有人把代表殖民地时代港英政府的龙狮旗拿出来到处招展？他们不是真的要当洋奴，只是无知、愚昧、绝望与恐惧！

除了港英旗，美英国旗也不少见，图片来源：香港东网

当然，很少人会承认，或者更准确地说，会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愚昧、绝望与恐惧，无论做什么，心理上都要找到一个足以自我说服的理由，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情感之犬及其理性之尾：从社会直觉论者的角度看道德判断》（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ement）一文中作过论证，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例如哲学家），一般人的道德思考，往往是后设的建构（post hoc construction），是凭直观形成了判断之后才找些理性根据来自圆其说的。《为》文已指出，民主自由等等，就是示威者、暴徒提出来自圆其说的堂皇藉口。

此外，有些诉求倒是是很实在而且也很合理的，但一般也不会简单地说出来，总要换上一个充满道德意涵的高尚提法，例如“公义”：

“香港人所追求的：五、六十年代是温饱，七、八十年代是富足，今时今日则是公义。”

这话说出来掷地有声，而且说者自己也真的相信，不过，其实有点误导。说者把温饱、富足、公义三者并列起来，好像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或1或2或3地作了不同选择，但三者的真正关系却并不是并列，而是叠加。首先，富足必然包含了温饱，两者不能并列，是在温饱之上再求富足，不可能无温饱而得富足；同样道理，今天的年轻人也不是取公义而弃富足，而是以富足不富足去验证公义不公义；有人家居亿万豪宅，有人挤于“劏房”斗室，有人日食万钱，有人剩菜残羹；其他如最低工资、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等等最热门的社会公义问题本质上完全是一般人富足与否的问题。

其实追求富足，只要“富若可求，以其道得之”，一点也没有问题，美国主流文化更视追求“自身利益”为理所当然（“自身利益”指self-interest，与“自私自利”selfishness 不同）；但“富足”只属物质层面，当然不及价值层面的“公义”那么崇高动听。很多人事实上在追求富足，但口头上以至心理上却有所抗拒：“经济发展就是一切吗？我们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公义！”经常把香港基尼系数之高拿出来说；不过，基尼系数是用来显示贫富差距的，也就是财富的分配，谈的还是金钱。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当然不代表一般人生活都过得好，但经济不振却只会让大部分人都活得不好。公屋要大庇天下贫弱，老年人要有退休保障，医疗要高效便宜，公务员要能干廉洁，教育科研要推动提升，哪一样不要公帑支撑？经济不振，政府税入从何而来？经济发展当然不是一切，但经济不振其他也就成了空谈了。

香港年轻人的追求其实并没有由温饱而富足再而公义这样转变，而是1＋2＋3什么都要兼而有之；三者都要兼而有之本身也没有问题，但却总要铺上一层华丽的理性外衣来满足自己心理上的需要。在“公义”问题上，理性外衣和心理需要还互相吻合，但有些却纯粹是个漂亮的幌子，我们就不应该再惑于理性的表象，而忽略了真正在起作用的心理本质了。

所以，当《为》文经某些网站转载而换上这个题名——《奉劝“港青”：“反送中”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时候，其实带出了一个悖论。因为《为》文的整个立足点在于：

“（港青的行为）不是经过冷静思考，有计划按既定逻辑进行的理性行为，而是心理郁结下非理性的激烈宣泄，所以摆事实，讲道理当然不会奏效。”

这可以用暴徒自己的说话去证明。11月中旬，有900个青少年群聚香港理工大学，意图与警察对抗（下旬刚得到暂时“解决”），外国记者曾经对其中几人作过访问，应对中他们自己也承认所作所为一定不会“成功”，但仍然要为斗而斗。那个积极分子黄台仰（月前为免被控暴动罪，弃保潜逃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意思，明知没有结果也依然死缠下去，当然不是理性的行为，有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绝望感。

既然港青所为是“非理性”的表现，如何能“劝”得动？反之，如果有幸真能“劝”得动，那他们显然还肯诉诸理性，如此全文的立足点就根本错误，要全丢到垃圾桶去了。对牛弹琴，乳牛还可以多产点牛奶，向石说法，则非有竺道生的神通无以令其点头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有言：在某些方面，与智者为敌，胜于与愚者为敌（In some respects, an enemy of supreme ability is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is a less capable one），港青如此心理状态，如此认知水平，教人欲语无言，不知从何说起，这是今日香港难以脱出的困局。

那么，《为》文为什么又要写？《为》文之作，不是要劝，而是要辨；让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本质有更准确的了解，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只集中于讨论谁对谁错，即使完全公允持平，不偏不倚，又有何用？“对”又如何？“不对”又如何？事情不会在确定谁对谁错后就得到解决；重点误判，精力聚焦于非要害的地方，即使看来只是“无益”，但会令局面越拖越死，内耗越来越大，在另一意义上也无异于“害之”了。

几个月来，暴徒要闹就闹，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情况近乎失控，要收拾这局面实在棘手；警察则疲于奔命，并非善法。不过，如果单就止暴制乱来说，也看到一些好的兆头：

一是不少市民对暴徒的破坏行为已经忍无可忍，开始出现反制力量，例如把暴徒掘烂道路、堵塞路面的砖块杂物搬走，自发地进行修复。

二是暴徒的倒行逆施、残暴野蛮越来越为人认识，越来越难以得到支持，西方传媒的报导以前总是擎着争取民主自由的幌子，对包括暴徒在内的示威者一面倒地推许，但现在不少已有所转变，吶喊助威的大减，变为关注暴力的严重程度、香港所受到的危害等等。

香港目前最逼切要做的，是对暴徒坚定执法，先行制暴止乱，令破坏法律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游行示威当然可以，但必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攻击、纵火、破坏、堵路则绝对不予容忍。

要同时并进的则是下大决心，解决最令港人困扰的住屋问题，排除利益集团主导的各种阻挠，立刻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以建广厦千万，真正实现提出很久但未能落实的“居者有其屋”政策。

不过，即使慢慢止暴制乱了，也只是一时之计，长远而言，必须令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适当的认识，清楚知道而且感到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与内地有血肉相连，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样港人才会懂得如何与内地未来百年的宏图伟略协调配合，同时以此营造对香港自身最有利的发展环境，实现双赢局面；因此，在教育方面，《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要大力重推，而且必须令课程得到适切施教，以加强下一代对国家民族的适切了解，以此培养真正的认同感。

在这方面，目前情况却不容乐观，11月24日香港进行区议会选举，结果是所谓民主派压倒了亲中的民建联阵营，这点不令人意外，却令部分爱国港人深感遗憾，难以乐观。

不意外，因为一如《香港痼疾》一文指出，这几个月来，警察执法时往往受到旁观市民的阻挠责骂，已显示不少人的倾向——即使反对暴徒的行为，但仍然认同暴徒的立场。

现时一般人以黄丝（反中）、蓝丝（亲中）分别代表对立双方，其实并不全面，因为这样划分只适用于在街上对抗示威的两方，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人没有走上街头，也对暴徒的行为相当反感；他们之中固然不少亲中人士，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却不是亲中，而是反暴。

遗憾的是，从选举结果看，建制、非建制双方4:6的基本盘没有很大的变化，止暴制乱虽然是香港社会的焦点，但没有改变整体的格局。

这可能意味着香港未来会再走很多曲折的道路，错失更多的发展机会，如果真的陷入穷途，徒使亲者痛，仇者快，愚昧无知者兴奋，明达有识者悲哀。就眼前来说，何能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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