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超凡：“自从当了村干部，我再也没快乐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望超凡】

笔者近年来在许多农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村干部正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

并不是没人愿意当村干部，只是想当村干部的人往往都不符合要求。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村治理正朝规范化、信息化与服务化的方向转变，这对村干部的文化水平、电脑技能、学习能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相比老一辈，年轻人更容易满足这些需求。

但是，青年村干部在治理实践中又屡遭困境。今年39岁、在Y市平村担任治保主任的陈明对此深有体会。

一、陈明的故事

陈明于1998年高中毕业应征入伍，2005年退伍复员，回来之后先是做过一些小生意，后于2011年进入Y市公安分局当辅警。2014年，平村换届选举，新上来的村两委班子准备好好整合一下村庄的各种资源，集中力量谋发展，于是将陈明作为重点人才吸纳进村委班子。

一开始是作为后备干部培养，在2018年换届选举中，陈明顺利通过选举成为村委会委员。因退伍军人出身，身体素质和纪律作风都很不错，陈明被任命为治保主任，主要负责综合治理、村庄治安、民兵训练、安全生产等事务。

对于自己的“干部生活”，陈明表现出了极大的苦恼，以至于他在访谈中吐诉“自从当了村干部，我就再也没有快乐过。”

陈明的苦恼主要来源于两方面：

首先是工作的压力让他感到不堪重负。

“在村里工作，只要你想做事，不愁没事做。”对于陈明而言，加班是常态，很多时候半夜还会接到任务。例如Y市正推进“秸秆禁烧”，有村民半夜出来烧秸秆，以为没人看见，但是卫星拍得清清楚楚，政府一旦发现，就会立即通知相应村庄的负责人前去扑灭。

卫星云图上监测到的火点（资料图/NASA）

不仅是工作量大，在陈明看来，“很多事情根本没有意义。”如各种资料工作，几乎每一件实际工作在完成后都必须再做一份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是为了应对领导检查。对此，陈明吐槽：“领导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万一资料都是我编的呢？”

陈明还苦恼，有的工作做了之后，村民不仅不理解，还记恨自己，如“控违”工作。随着村民富裕起来，很多村民都有了改善住房的需求，但是由于平村位于开发红线内，建房用地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村民只能违规建房。陈明若是前去制止，面对的肯定是对方的一顿臭骂，还会被人记恨在心。

其次，村干部待遇不高，且对各种报销的控制不符合实际，给他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

Y市村干部的待遇都有相关规定，以平村为例，书记的工资标准为每年4.5万元，其余干部工资标准是书记的95%。陈明每年总工资为4.2万元，每月3500元，扣除“五险一金”1070元外，只剩2500元不到。虽然这工资在Y市属中等水平，但由于街道办事处对于村干部的各项费用报销过于苛刻，导致他的一部分工资无形中被工作需求消耗掉了。

平村位于山区，村庄面积10.26平方公里，开展村庄工作肯定是要开车的，而上下山极为耗油；此外，陈明还需要经常到街道、区政府开会、交材料，来回20余公里，同样需要开车。因此，陈明每月油费开支不少于800元。然而，按照规定，这费用是不能报销的，这相当于他每月工资少了800元。

与较低的工资形成对比的是各项高昂的消费开支，尤其是孩子的教育支出。陈明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1岁，小儿子刚读幼儿园，两个儿子的教育开支和以后的结婚费用是陈明现在最头疼的事情。“我最害怕自己对得起国家，但是以后对不起儿子。”李建国曾在平村当了十几年书记，而李的儿子因没钱娶媳妇一直光棍，这对陈明而言是前车之鉴。

陈明刚开始当村干部时也曾壮志满怀——“以前村里的干部上班都是好玩儿，没做什么事，自己来就是要改变一下！”而今陈明发现，“人还是逃不过现实。”为此，陈明在今年年初向街道和村书记递交了辞呈。陈明已决定，离职之后就去开卡车，挣钱为儿子将来读书和结婚做准备。

在被问及60岁以后是否愿意回来继续当村干部时，陈明想了想，告诉我们，“如果到时国家还需要我，我还是愿意回来继续做贡献。”

二、农村青年干部的困境

陈明的苦恼，可谓目前国内众多农村青年干部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这几年笔者到多个农村调研，不少青年村干部跟笔者倾诉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烦恼。

青年村干部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难以适应当下的农村工作状态。

首先是工作量实在太大，正如陈明所言，“加班是常态。”

农村治理工作量并非一直这么多，当前状态是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结果。从制度设置来看，农村属于自治单元，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因而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各种村民自治事务，如纠纷调解、公共品供给、生产生活互助等。但随着村级治理逐渐行政化，乡镇或街道开始将大量行政事务也下放到村一级来完成，如各种资料整理、综治维稳等。这一过程并不是行政事务取代了自治事务，而是在自治事务的基础上添加了行政事务，其结果是村庄的治理事务总量猛增。

2018在武汉调研时，一位村书记告诉笔者，他们村上面需要对接26个条线部门，下面还要处理1000多名村民的低保、扶贫、纠纷、建房等问题，村里的干部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一名年轻干部刚上任两个月就跑了。

其次，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特征严重损害青年干部的积极性，陈明将部分工作称作“虚伪的工作”。

基层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恶习暂时没有办法根除，因为当前我国治理体系正从“发展型”向“服务型”转换，服务强调的是过程，但过程是无法进行明确考核的；而在行政体系内部，“锦标赛体制”又决定了一定要有考核，考核是提升干部积极性的基本手段。

这种张力是形式主义的根源——过程既然无法考核，那就考核资料；既然考核资料，那就专门做资料；于是，就导致了形式主义。村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是村级治理行政化的伴生产物。

青年村干部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无法接受较低的待遇标准。这并非一个纯粹的低收入问题，而是与他们的人生阶段、当下村庄工作的特点紧密相关。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本由村级提留支出的村干部工资全部转为县级财政统一支出，同时政策也支持村集体为村干部发放一定的补助。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村庄鲜有较强的集体经济，因而村干部待遇必然不可能太好。

而青年村干部正处于人生任务最为沉重的阶段。如陈明，仅仅两个孩子的教育负担就已非常沉重，此外还有人情开支、生活消费、赡养老人等，经常入不敷出。

2017年在湖南调研时一位村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上了年纪想当干部的人多得很，但就是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干。”村干部的工资让年轻人难以支撑家庭，但村干部的工作又要求年轻人一定要“全职化”投入。

实际上，农村干部的待遇一直不高，以前没有全职要求，村干部还可以从事各种副业，家庭收入不低。陈明也曾计划兼职开货车，“一个月收入至少能有一万元”。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规范化使得村干部走向“全职化”——一方面，全职化是村庄治理规范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村级治理事务逐渐增多，村干部也没时间从事兼职。有村书记自己拥有几家公司，但由于村务工作繁忙，只好给每个公司都请了一个职业经理。

可以看到，当下农村治理出现了一个悖论：基层治理体系逐渐迈向现代化，村庄治理也需向服务化和信息化转型，这必然需要引入年轻的治理人才，但当下的村庄治理工作对年轻人而言又极不友好。

那么，村庄治理应该何去何从？

三、重建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青年村干部并非没有为村集体服务的积极性，只是这种积极性很容易在现实工作中受到打击，然而这些打击是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必然后果。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让村级治理重归自治。

“乡政村治”是分田到户后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乡镇是行政体系的末端，村级治理以自治为主。村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内部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村干部完全与行政体系脱离，一些国家重要决策也都需要村干部予以辅助落地。

在税费改革以前，这种事务主要是收取农业税费和计划生育，因而在乡政村治下的村干部治理事务并不多。村干部事情不多，也就可以兼职，很多村干部都是一边自己搞副业，一边当村干部，他们的报酬不是工资，而是“误工补贴”。因为“反正不靠当干部吃饭”，所以村干部对于经济报酬也并不敏感。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近年来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村级治理行政化的结果是将村干部彻底纳入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中，村集体组织不再单纯只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而是成为了政府在基层的行政末梢，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行政事务直接到村，村干部做起了公务员的工作。

与之相匹配，村干部本也应拿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不难办到，笔者在珠三角调研时发现，广东当地村干部工资达到了保底14万的水平，村里还给配备公务用车，这种高收入自然能和村级治理的行政化相匹配。但在一般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显然没有如此充裕的财政实力，村干部的待遇标准也不可能这么高。

基层治理的转型形成了对年轻村干部的需求，但还需要营造出能够容纳年轻干部的环境。对于绝大多数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在不能为村干部提供相适配的工作待遇之前，应当暂缓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进程，坚持“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框架，不将过多的行政事务压在村干部的头上，为他们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为村庄和村民服务的同时也能从市场中为自己、家庭的生活谋求一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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