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香港的本土意识源自“恋殖”情结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释之】

11月1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hotline方式不经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无需花时间协调整合，随即迅速通过参议院版本，直接送总统特朗普签署。如果特朗普“口袋搁置”，十天后法案自动生效；而如果特朗普否决法案，则国会再以三分之二多数否决总统的否决，基本没什么难度。

11月23日，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香港人”，表扬港人“捍卫权利及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香港“民阵”副召集人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代领，后者发言称“香港现时面对黑社会、政府、警察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继续关注及支持香港”。

卢比奥（右）接受CNBC采访时竟称，“中国需要停止干涉美国内政，因为我们对待香港的方式是一种内政”。

目前香港仍然深受黑衣人暴力横行困扰，大肆纵火破坏后困守香港理工大学内的暴力分子仍有几十人不肯自动出来投案，地铁站等公共设施还在不时遭受破坏，道路交通随时被蒙面黑衣人堵塞，街道仍旧不时遍地砖头等障碍物。几成炼狱的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刚刚得以基本清理环境，理工大学则仍然被暴力分子盘踞中，遍地狼藉，发出恶臭，重建不知何时，耗资更无法估算。美国在这样的当口，又是通过香港问题法案，又是给“香港人”颁奖，说美方不是幕后黑手，或说美方不是火上浇油，简直是对不起美国的“努力”。

据香港《文汇报》报导，警方最初包围有逾千名暴力分子在内的理工大学时，被包围者中有人在网上平台“连登”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亮出自己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身份并求救，收到的回应是让求助者“按照香港的相关法律办事”。另有一些人向美国呼救，在网上呼吁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前来营救。因身体不适而终于从理工大学撤离的一名“厨师”，走出校门时身体虚弱需人搀扶，却还手持一面美国国旗。美国会通过法案后，香港“网民”发起活动，一些父母带同孩子，由西区中山纪念公园徒步跑往湾仔金紫荆广场，参加者排列成SOS形状，声称向国际求援。

回归22年后，在中国的国土上，这些香港人如此公然认美国为父，动辄祈求国际干预，丝毫无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关键时候就连香港近年兴起，并不断被加强的所谓“本土意识”、“身份认同”也都弃之不顾了，洋奴嘴脸和行径暴露无遗。世界上不管幸灾乐祸的，还是痛心疾首的，恐怕都不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对中国而言，这样的香港还有救吗？香港的出路在哪里？

暴徒打砸香港美心集团旗下商店 图片来自港媒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已暴露的问题非常严重，目前为止，基本上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香港的伍淑清女士说，只能放弃香港这一、两代人，她的表态招来黑衣暴徒对其父所创美心集团旗下所有店铺的疯狂打砸，但其实她说出了很多人真正的认识和感受。当然，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多艰难，完全放弃是不可能的。而要着手解决，首先必须抛弃过去一些思维套路和官样文章，实事求是分析香港问题。其次，设想继续沿用回归以来所奉行的所有对港政策，不思重大改革和改变，是行不通的，不管中央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必须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坚定的意志和巨大的改革勇气，遇水搭桥，逢山开路，否则，香港只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障碍和包袱。

对香港现状的分析判断，已经不容再用以往常见的肯定大局、指出微观不足的套路了。

在如何落实一国两制中“一国”这个根本前提上，行政、立法、司法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深层问题。这些深层问题使中央政府善意的“不变”的承诺和愿望，与香港不断急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基本法》起草初期，英方通过港英政府，向中方提供了一整套香港管治经验的总结，鉴于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英国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中，堪称最为成功的管治范例，因此中方自然愿意吸纳大部分港英政府提供的经验。加上为了收回这颗“东方之珠”时仍能保持其繁荣稳定，所以对香港已有的一切，中方基本上抱定维持不变的原则。一部《基本法》，客观地说，制定的基本目的就是将香港原有的一整套制度，由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确保“不变”。

但经验老到的英国人，一边向中方推荐各种应维持不变的管治经验，一方面在港开启了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这一导致矛盾产生的做法，在英国政客彭定康来港充当末代港督时更加大力度，因而导致后过渡期中英之间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

《基本法》颁布后至回归前，正是香港社会政治发生巨变的时期。也就是说，《基本法》的立意是让香港继续维持一个在世人眼中、当然也是在中国中央政府眼中的理想社会，而现实却从《基本法》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一切都将改变。这个理想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已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难以摆脱，而且还在继续扩大。

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行政主导”原则。该原则是港英当局向中方力推的一条重要管治经验。港英时期，行政、立法局成员都由港督委任，港督不仅能控制行政、立法机关，就连司法也可说是在港督掌控下，因为港督在法官的委任上也有角色，而伦敦来的首席大法官与港督在思维、理念和管治目的上基本一致，所以行政主导也确实是港英政府长期行之有效的重要管治原则。这一原则给中方官员的印象和接受程度之深，不仅是《基本法》起草时，直到今天，涉港事务官员仍然时常宣之于口。

但口头宣示不等于现实。行政主导原则因港英在回归前引入选举，实际上已变得不可能。这是中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意识不足、也难以防范的。加之，《基本法》全文并无“行政主导”四字，一位当时参与回归事务的中方主要官员曾解释说，《基本法》虽没有明确写下行政主导，但该原则是通过诸如《基本法》第七十四条等条文具体体现的。

第七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涉及公共开支或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者，可由立法会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在当年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和中方官员的眼中，如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立法会议员可提议案的范围，就体现了行政主导。然而，回归后的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形成了三权分立的现实，具体行使权力上的某些限制，根本难以确立行政的主导地位。相反，随着立法机关挟选举获得的民意而变得强势，《基本法》中那些限制立法会议员提案权的有关规定，逐渐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会议 图片来自中国人大网

“三权分立”是另一值得一提的例子。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创始人，也是《基本法》起草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拍板者。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

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可以说为《基本法》起草设立了一个指导原则。香港不搞三权分立，《基本法》确立的体制并非三权分立，这样的说法，在起草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内地草委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萧蔚云教授有关《基本法》的著述中都能找到。但不搞三权分立的原则并没有白纸黑字确认下来，《基本法》第四章中，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分节的具体内容，使任何强调香港三权分立的人理直气壮，时至今日，似乎连中央官员都不再提香港并非实行三权分立了。

另一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源自不变的承诺与管治力量的不济之间的分裂。

特区基本上承接了港英统治时期一整套行政、立法、司法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和运作方式，原本是以殖民统治者为主体，在既适应其统治，又能维护其利益的原则下建立的。管治队伍虽在回归前匆忙实行了本地化，但回归后接过整套体制的原殖民地精英，却并不是原殖民者本身。这些所谓殖民地精英，即使自认为深得殖民管治的精髓，港英时期却毕竟从来不是“操盘手”，心态上也以对殖民统治者仰慕为主，鲜有具大胆决策能力和手段者，管治经验和成效与港英统治时比有明显落差，加上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依靠中央政府良好愿望维持的不变，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错配。越维持不变，错误和荒谬越多。

在各种导致深层问题的矛盾中，许多人讳疾忌医，或不便明言，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根本的一点是，要实现真正的回归，落实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原则，需要有一支从民族感情、国族认同上倾向于国家的管治队伍，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

而如今各方面香港事务的管理者，爱香港的人固然多，但爱祖国，甚至更低标准一点，认中国为祖国的人太少。这里所指的香港事务管理者，应该包括《基本法》第四章中所包括的政治体制中所有成员，即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地区组织中成员和所有公务员。回归22年，这方面的情况比回归前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改变，如果拿港英时期所有同类成员对英国的感情和忠诚相比，就更是让人叹息。其他的问题，如青少年教育问题，社会上“反中抗中”之风长盛不衰的问题，经济发展缺乏新方向等等深刻影响香港社会的现实问题，虽各有具个性的原因，但具共性的是，都与特区政府的作为（包含不作为）和管治有关。

至于香港社会，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反对派从不停息的反中央政府、反特区政府的各种操作，意识形态分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辐射，特区政府的管治弱化，外部势力对这个国际大都会的干预和渗透，香港经济缺乏新动力和新起点，传媒的偏颇舆论引导，教育政策的失败，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和房屋的严重短缺等等，都是影响香港社会局面的因素。其中一些内部因素导致近年民怨上升。

一个难解的现象是，中国内地对香港社会困境的分析，大多从务实甚至同情的角度，指出香港的住房狭小、居住环境差，贫富极端悬殊，社会资源过于垄断，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阶梯和机会少等等，往往比较客观，但香港本地的不满与诉求，却基本上是政治的，争普选成了港人最大的诉求，为民生问题上街示威游行的，相对而言，规模和次数小和少得不成比例。

举着美国国旗的香港示威者 图片来自大公网

港人一个重要社会心理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难以言说的“恋殖”（即留恋港英殖民时期）情结。香港现在的本土意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部分港人“恋殖”情结的产物。

不少关于港英统治时期香港的论述，都会套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之说。这是一个对港英治下的香港很简炼的描述，不仅对远涉重洋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如此，对大多数因战乱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此地的人来说，同样如此。

借来的时空的不确定性，使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终极使命感，二者之间的关系因始终并不紧密，而与如果大家都是“自己人”相比，多了一层克制与客气。这种基本的人性反应，给港英政府的统治带来不小的便利，也让社会倾向于表面的祥和安稳。当时的港人也因此而不可能有什么“本土意识”，更没有现在高扬的所谓“身份认同”。

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岁月，港人不仅没有了被外族统治的屈辱感，反而因香港的繁荣富庶（这原本与内地因素密不可分，但却是另外一个本文难以装下的大题目）以及与国际的联系，而为所具有的国际身份倍感自豪。“国际化”到今天仍是港人最骄傲的自诩特征，另一特征是内地民众感受较深的崇洋，港英时期则表现为港人对港英统治者的尊崇。到回归时刻来临，对部分港人而言，从前原本与殖民统治者并不太紧密的关系，却因英国人即将离香港而去，变得让他们无比怀念。

在上述基本社会心理下，港人对要接受在他们心目中与“国际化相反”的内地的一切，是不情愿的，但因为至少舆论上和观念上有民族大义的约束，这种不情愿，要么不便公开表露，要么就是以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变相表达。

不甘心回归“一国”的部分港人，对“港人治港”下的本地人中产生的特首，也是百般挑剔，缺乏尊重。对董建华、梁振英自然是必欲辱之而后快，对曾荫权、林郑月娥这样身上仍披有一定港英“余晖”的公务员精英，只要其管治的路径是朝“一国”回归，遭遇就不会有什么分别。

香港人要求双普选，而且试图冲破西方选举中也不可能没有的提名机制，并非他们相信普选就能选出最有利香港发展的人，而是他们希望选出最能抗拒内地，以至能带领香港投入英美国家怀抱的人。“港人治港”并不能真正让他们满意，而“高度自治”却是他们达成目标的最佳借口。

始于今年6月、持续近半年的这次修例风波，举世瞩目，所暴露的问题之深、之严重，尤其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中国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之大而强，让内地十四亿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人震惊和气愤。这次修例风波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原本还有几分难以言说，或者说过去难以启齿的“恋殖”情结，终于堂而皇之宣泄出来了。打英国旗、港英旗和龙狮旗（张扬香港独立的旗帜）者有之，打美国旗者有之，甚至有人打欧盟旗，总之，这帮人只要不是五星红旗就行。“去中国化”的表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再检视香港近年日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看似是文化现象，其实是政治化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对香港社会情况的严峻性就难以有足够的认识。

近几个月来针对内地人的暴力行为和黑色恐怖，显示香港社会所谓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因全面政治化而产生了质的变化。香港一些仍在声称“违法达义”的暴力人士，不惜公然践踏他人的民主权、财产权以至生命权，反证把民主、自由和建设公民社会挂在嘴边的人，最大的用意不在建立公民社会和追求民主、自由本身，而在与中国内地区隔。配合文化上日益深入的“身份认同”，近年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政治”，“我地（即我们）香港人”成为一种看似文化的、实则政治的表达。正如一些论者早就指出的，身份政治推到极端是不包容，甚至可到种族清洗的地步。香港社会部分人目前就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一国之内，一个哪怕是实行高度自治的地区，形成这样的社会土壤，出现如此近乎极端的社会氛围，实现“双普选”的要求，注定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部分港人就是为了要“去中国化”，或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力图通过实现普选选出敢于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行政长官和反对派占主导的立法会，与中国内地相区隔；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发展利益，至少在现阶段，很难开放将很有可能导致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发展整体利益的双普选；部分港人越达不到目的，就越将“双普选”置于其他一切诉求之上。

近月来以步步升级的暴力为害香港的人，提出“揽炒”的口号，普通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焦土政策”。最初香港内部很多人都难以当真，因为香港一向是一个经济城市，港人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是“唔好阻人发达（即不要妨碍人赚钱发财）”，认为高叫“揽炒”，不过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暴力示威者意气用事罢了。内地不少民众更是对“揽炒”豪言嗤之以鼻：如今香港经济面本来就已窄小，把香港经济搞死了喝西北风吗？到暴力横行旷日持久，没有因对经济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所收敛，且各种数据实证了香港经济已整体下行，旅游、零售、酒店、餐饮等服务行业已严重衰退，不仅暴力破坏者本身没有收手的意思，连那些支持他们的“高端人士”也坚持不与他们割席，完全无视经济严重受损的后果。如此违背常理的现象，看来必须打破以往的思维和认识，来思考和面对再一次巨变的香港。

这次风波中，反政府人士将国际因素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结合几个月来历次游行队伍中打各种西方国家国旗的现象，可以说，香港的经济发展，确实已不是这些人所关心的事。有人说香港已“化身全球意识形态战线的前锋”，也有香港学者和所谓“青年导师”不断论述香港这场运动的“国际意义”，甚至从不同角度将香港与历史上在血与火中寻求独立的北爱尔兰的情况相比，并亲身为香港的示威网络争取国际联系和支援。香港的知名政客则分赴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更有黄之锋这样的“艺高胆大”之徒，向美国国会和政客递交香港选举主任名单、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制裁中国和香港政府。

西方国家自然也给足了这些人心理与实际支持，受宠者们晒出的照片中，西方政要与他们合影时都笑得灿烂。有理由相信，香港的反政府力量已经真的不在乎香港经济了，他们已志在把香港变成一个政治城市，而至少目前，西方和其他一些势力给予他们的物质和经济支撑，让他们有不在乎香港经济的足够本钱，他们因此也不虞未来。

邓小平早就预言，香港回归后，可能会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这句话正在被应验。香港抗拒内地和反政府的力量，能否充当他们自诩的全球先锋，能否真把香港变成一个反对内地的坚实基地，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但其志在此，已昭然若揭。忽视或认识不到这点，就难以对症下药。

当香港反对派的核心力量及其支持者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变成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基地，而他们又拥有对抗中国的国际力量的实际支持时，中央政府已不宜仍旧只以经济上对港的各种支持和惠港政策来化解矛盾了。

香港的乱局目前已成内地民众的反面教材，这个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不能假设香港的动乱对内地毫无负面影响，或是没什么大不了。一条河流旁边存在那么一泓井水，长期渗透的作用不能无视。何况香港过去作为中西桥梁，这个作用如果转化为国际势力以此为基地，专事针对和干预内地，就不得不防。以目前美国愈益明显把香港当成为中国制造麻烦的基地，而如果中央的对港政策还是一仍其旧的话，这个“基地”有进一步的可塑性，对中国的影响是大是小难以预测。要重建各项秩序，让香港重新上路，只对原有管治体系和运作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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