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应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共当作出较大贡献
【文/ 苏长和】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面总结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决定》是现代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国家治理的一篇经典文献。《决定》的主题虽然集中讨论和擘画的是关于中国的制度和治理，但是作为一名国际政治学者，我更愿意从政治学一般原理角度，和大家分享我对《决定》中关于制度和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是现代政治学苦思冥想的一大命题，世界政治学者和国务活动家们（statesman）为此进行着不懈探索。习近平主席甚至将“治理赤字”（deficit of governance）视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四大赤字之一。
我个人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好不好、对世界有无借鉴意义，无非有三个标准：
一是这套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否有利于稳定和发展，释放和解放生产力，同时以人民为中心让更多人民分享到发展带来的好处；
二是这套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是以侵略、掠夺、牺牲他国独立和发展为代价的；
三是这套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关系，兼顾并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我想从这三个标准，来检视中国的道路、制度和治理对我们思考世界政治前途的启发意义。
现代国家治理首先要解决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执政集团和政治领导力量，应该将民心、民本、民生、民主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在中国，领导中国的核心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恪守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奋斗的宗旨。如果用简洁的政治学概念来表达，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来自人民（from the people，从群众中来）、扎根人民（in the people，同人民命运与共）、为了人民（for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中国，民比天大。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是否公平均衡地获得我们发展的成果，作为执政和治理的重要考虑。
大家可以看到，《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作为中国国家制度体系的首要位置，同时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七十年来，我们在中国国情和土壤上创造性地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协商民主制度（consultative democracy）、全过程民主（all process democracy）等等，这个制度体系，就是始终把人民摆在政治的中心位置。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么大人口规模的整体脱贫，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没有的例子。
虽然我们在全民脱贫问题上还会有不少工作要做，但是，我们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一直在用力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贫困研究的学者，但是我个人认为脱贫问题不是抽象的、空想的、在实验室中推理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需要具体制度来保障的。我们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是把人民作为中心的，这是中国政治的大道所在。
我想讲的第二个制度和治理的标准，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是以侵略、掠夺、牺牲他国独立和发展为代价的。我不认为一个将自己的美好生活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痛苦基础上的制度和治理模式是好的。世界各国生活在一个共生的体系中。如果各国的制度和治理都将本国发展建立在掠夺和牺牲别国发展受基础上，那么这样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对一个新型国际关系和好的国际秩序建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中国过去是殖民体系的受害者，我们对此有痛苦的记忆，在座的很多国家都有此痛苦的经历。中国人在设计自己的制度和治理的时候，一是要维护好自己国家核心独立利益，但是同时尊重别国的独立和利益。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我们在座的国家的党政代表，叙利亚也好，柬埔寨也好，都和中国一样有过近代不平等体系的痛苦遭遇。今天的世界，我们目睹着霸权和干涉，目睹个别国家将自己发展建立在掠夺和牺牲别国独立和发展的基础之上。
我认为，这不是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对这类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我作为一个学者，并不敬佩这种制度和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更不值得效仿。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模式，应该在实现自己发展的同时不牺牲别国的发展。我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学者，从历史和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在实现自己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对外侵略，没有对外殖民，没有将自己发展建立在牺牲别国独立和发展的前提上，而是时刻通过内部创新和消化压力的基础上。难道这样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不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我要说的现代制度和治理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很好地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关系，兼顾并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一直强调，世界上只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还不行，只有更多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才能走得通，才能够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发展。今天的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状态。非洲有句谚语，说的是“如果你想走得快，你就独自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和大家一起走。”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我们中国过去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我们日益认识到，只有我们自己的发展是不够的，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应该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世纪宏伟工程，就是希望将中国的发展同更多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大家一起实现共同发展。“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决定》最后部分将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上奋斗的目标，体现了中国制度和治理的世界追求。
以上三个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特殊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标准，是可以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如果各国制度和治理都做到这三个标准，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具有更坚实的国内制度和治理基础。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决定了其发展道路和发展质量。今天，各国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和治理模式，这是21世纪政治学的一个大命题。《决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世界大党，在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和治理探索上贡献来自中国方案的政治思考和回答。我相信，我们在治国理政经验上进行交流互鉴，一定能够共同促进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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