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我的叙利亚朋友曾是“白头盔”粉丝，而如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丁楠】

我提起白头盔创始人詹姆斯·梅西耶尔身亡的消息，叙利亚好友拉万似乎已对此事失去了兴趣。

上周末我们在柏林一家新开的“网红”叙利亚饭馆聚餐时，她轻描淡写地说道：“叙利亚政府怀疑梅西耶尔是因为反对派内讧而死，或是被美国杀人灭口；反对派和一些西方人则推测极有可能是大马士革或莫斯科实施了暗杀。其实无论真相如何，对我们已经不重要。”

詹姆斯·勒·梅西耶尔 图自“白头盔”推特

我之所以对拉万提起梅西耶尔的死，是因为她曾是白头盔的粉丝。记得2016年冬天，她向我推荐过关于这支“志愿部队”在炮火中拯救平民的纪录片。在这之后，我才更加关注有关白头盔的新闻。

白头盔的全名叫叙利亚公民防卫队，是一个在叙内战期间在叛军控制地区成立的以“民事防护”为名的组织。其创始人是英国前军事情报官员梅西耶尔。后者曾参与北约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伊拉克等地的军事行动，从政府离职后，试图在叙反对派控制区建起一支专业化的战时救援队伍、公共服务力量、乃至日后执掌政权的后备军。

拉万向我推介白头盔纪录片的那个冬天，正是该组织在国际上声名大噪、影响力突飞猛进之时。那年，白头盔志愿者宣称已冒死拯救了近十万平民的生命。而此前不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轰动全球的照片——从政府军炸弹袭击中救出的孩子。那个坐在救护车里满脸灰尘、面带血迹的男孩就是日后成为舆论焦点的小奥姆兰。

白头盔在更早一些时候也曾上传过类似的营救儿童的照片和视频，但其带给观众的冲击力不及奥姆兰这张照片来得那么强烈。照片发布后，美国国务院官员评论说：透过这个孩子可以看到叙利亚政权的真实面目。与此同时，在众多西方媒体的叙述中，白头盔成了正义和希望的化身，是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17年春天，拉万推荐给我的《白头盔》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拯救全人类”的口号令人印象深刻。震撼人心的镜头和诗一般的语言不仅拉近了观众和救援者的心灵距离，也为西方介入叙利亚内战、拯救“受暴政摧残”和“俄罗斯侵略”的叙利亚人民做足了感情铺垫。

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三国对叙发动空袭，理由是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白头盔提供了叛军控制地带遭受化武袭击和严重人道灾难的照片和视频。华盛顿方面引用了这些线索，却拒绝公布其他调查细节，只表示他们坚信此事属实。我问过一两位德国外交官，他们也只是敷衍说：“制造化武过于复杂，基本可以确定是政府行为，因为反对派没这个能力。”

化武危机发生后，叙政府和反对派就此事相互指责。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作用也仅限于确认在叙境内曾发生化武袭击，而非判定谁使用了这些武器。事态真相至今扑朔迷离。拉万说，旅居德国的叙利亚人就化武问题和西方空袭叙利亚打过不少嘴仗，许多原先不问国是的朋友至此亮明了政治立场。有些人因政见相同变得更加亲密，有的则反目成仇。

化武危机尚未结束，有关白头盔的各种负面新闻迅速浮出水面，无疑令大马士革的支持者们更加振振有词。这些爆料大多始于叙政府、俄罗斯和伊朗，也有一些来自西方机构和媒体工作者。

最先揭露白头盔摆拍做戏的是叙政府军在夺回反对派控制的某村庄后，发现白头盔用于拍摄袭击视频的“影视基地”。随后不久，今日俄罗斯在2018年4月底公布了对白头盔化武袭击视频中一个男孩的采访。与此同时，同一位叙利亚女孩在三个不同场合被救援人员救助的镜头开始在网上传播。奥姆兰的父亲也接受了采访，向媒体还原了在遭遇不明袭击后，孩子被塞到救护车上摆拍的事件经过。当年12月，俄罗斯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白头盔在叙境内活动的调查报告，指控该组织参与强行摘除人体器官、勾结恐怖分子、抢劫、盗窃和腐败交易等活动。

小男孩奥姆兰的照片被揭露是摆拍（图片来自央视新闻截图）

西方政府和媒体虽一股脑将上述爆料看作俄叙联手发动的舆论战而不屑一顾，但谈起白头盔来还是多了些谨慎和提防。伴随更多丑闻浮现，此前的“声泪俱下”和溢美之词显得越发不合时宜。最近两年，已很少再有西方机构公开提名白头盔参与诺奖角逐。

在政府军收复失地、白头盔销声匿迹的背景下，有关后者内部分裂、派系丛生的消息也随着媒体对原反对派控制区内居民的采访而被逐渐披露。

白头盔从创立伊始就宣称是“中立”的“非武装”救援组织，“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尽管其成员并不讳言有“前”反政府武装分子入会的事实，但他们表示，这些人已放下屠刀，意识到救护平民远比夺走他人生命更为神圣。

然而在实践中，白头盔与叙利亚各大反对派武装之间的人员和物资输送，一直以来都疑点重重。一些与白头盔有关联或相互渗透的团体，如努斯拉/征服沙姆阵线，还是西方政府认定的恐怖组织。不难想象，身处几千人的队伍中，白头盔队员们还是会本能地选择和具有相似地域、信仰、政治理念或组织背景的人抱团，直至将小团体利益凌驾于所谓的崇高共同理想之上。这种根植于叙利亚社会内部的“肌理”和“断层”，恐怕是梅西耶尔或曾源源不断为白头盔输血的西方政府都无力改变的。

同样的道理，白头盔成员生活在反对派占领区、接受外界提供的以反阿萨德政府为条件的援助。在这种条件下，要兑现他们所宣称的“不偏不倚”、“对所有叙利亚人一视同仁”，无异于天方夜谭。

而这也是令拉万最为痛心的地方。几年前，她曾被外界鼓吹的白头盔志愿服务和人道主义精神所深深打动，以为该组织有潜力成为凝聚各方诉求、弥合国内派系冲突的联合大家庭。如今希望破灭，学医出身的拉万说：“真正令我悲哀的倒不是白头盔事件本身——抑或它背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是我意识到在我的祖国，分裂和对立压倒了人与人之间最单纯、最实在的情感和关怀。”

“一切都被政治化，每个叙利亚人都不自觉地成了某种外力作用下的提线木偶。社会的凝聚和团结离我们越来越远，”她略带自嘲地说， “白头盔也好，黑头盔也罢，现在在叙利亚做任何事——即便是治病救人——你都无法摆脱外国的操纵和干涉，无法跳出国内政治的支离破碎。”

“我原本打算在德国毕业后回国工作，但政治的复杂令我望而却步。一不小心说错了话，你就会失去亲人、朋友，失去职位和前途……我想要的不过是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研究，但如今的叙利亚已容不得中立。”

“我们从前的生活绝不是这样的！朋友、邻里、路人和睦相处，大家常常是交往了很久也不知道、更不去关心对方的教派、族群或者政治倾向是什么。”

拉万不是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每次听她讲战前的叙利亚都让我沉思许久，想到革命中的埃及，想到今天的香港。一些曾在战前到叙利亚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国朋友也像拉万一样，表达对往昔的感怀和思念。

然而一切毕竟是覆水难收。由治生乱易，由乱转治难。

“我们或许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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