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另一个赛场上的孙杨，依然可以拿到比赛的“金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北京时间11月16日凌晨三点，备受瞩目的孙杨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顺利结束，孙杨完成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赛道冲刺”。已经身经百战的孙杨，在泳池内并非没有经历过痛失金牌的遗憾，但次一级高的领奖台依然算是某种程度的弥补。但这一次的比赛只有两种结果：金牌和零。这个“零”的残酷性在于，它直接可以决定孙杨以一种很不完美的姿态宣告职业生涯的结束，因为一旦失败，他面临的是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要求的2-8年的禁赛期。
整个听证会冗长熬人，总共用时将近13个小时，这个时长差不多相当于孙杨完成了54个1500米比赛，从2018年9月4日那个所谓暴力抗检的“风波之夜”开始算，也已经有14个月了。近十年来孙杨在泳道内所向披靡，世锦赛、奥运会国内大大小小的比赛见的多了，但是这次在瑞士，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赛场新人，对手则是故意以冷冰冰执法机器示人的WADA。
会议的地点设在瑞士蒙特勒费尔蒙特莱蒙特勒宫酒店的会议中心，一个风景旖旎的湖边酒店，而不是按照惯例放在逼仄的议事会厅，作为35年来第二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开听证会，举办方展现了应有的重视。
听证会一开始，孙杨满面春风走进会场（@视觉中国）
孙杨所谓“暴力抗检”的来龙去脉
国内不少媒体在聚焦此次听证会之前，出于专业的需要，应该必须通读今年1月3日国际泳联（FINA）听证会仲裁报告。这次仲裁会的最终结论是得到FINA和负责给孙杨采集尿样血样的IDTM公司以及孙杨三方同意的。只有把这份冗长琐碎的报告细读一遍，才能更好地理解上周五听证会双方律师的控辩思路。
2018年9月4日，FINA授权ITDM要在孙杨的家里进行“飞行药检”，即赛外样本收集任务（OOC）。双方约好的是时间是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
晚上11点左右，孙杨到家，和执行OOC任务的人员见了面。这些人都是谁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主检官DCO，一个是血液收集助理BCA，一个是兴奋剂控制助理DCA。如果我们能还原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孙杨见到他们的时候，脸上肯定是很不高兴的。
因为这个DCO在2017年被提拔之前就是个DCA，当时就负责过一次孙杨的药检问题，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换言之，2017年孙杨就质疑过她的专业性。遗憾的是，这个DCO在FINA今年1月的听证会上强烈要求隐去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有趣的是，这个DCO带来的这个DCA也刚刚升级成为了DCO，而且都是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名叫Simones）。
通过1月份听证会的报告，我们得知以下信息：
1 BCA和DCA（负责尿检和血检）着装没有符合ITDM的规定，血检官还穿着超短裙；
2 尿液采集助理DCA名叫Huangfen Lin，很明显是个中国人，是他开着车带着另外两个人来到住所的，而且他着装也很不规范，穿着拖鞋短裤，在门口等孙杨的时候，他还在孙杨家外面各种拍照，按照他们团队的说法，是要把照片传给ITDM，说大家开车到了目的地，没有旷工。
Huangfen Lin是DCO的老乡（由此可以判断这个DCO也是个中国人），还是高中同学，是搞建筑的，至于平时是不是主要负责搬砖就不知道了。Huangfen Lin等了一会发现来的人居然是游泳明星孙杨，立刻表现得非常热情：“孙杨，我是你的粉丝，咱俩合个影吧。”
通过Lin的陈述，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开车途中DCO没有告诉他到底谁做药检，所以他才可能表现得如此惊喜。无论如何，孙杨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第一感觉肯定是“你们太不专业了”。
当然了，孙杨也不能因为对方穿的不专业，打招呼的方式不专业，以及之前和DCO曾有过节就拒绝药检。真正让孙杨愤怒的，是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没有按照程序拿出应有的身份证明。
通读整个仲裁书，我们发现DCO随身携带的证明还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其助理DCA和BCA却只能拿复印件或者未有ITDM公司的授权，这引起了孙杨的警觉。双方在争执的过程中，BCA在晚上11点半左右还是完成了对孙杨的采血。
队医巴震也出庭作证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这顶多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飞行药检，但是由于药检程序表还要队医签字，孙杨的队医巴震在赶来的路上一再提醒孙杨，要注意对方的药检资质问题，游泳队领队程浩也认为，如果不能完全确认对方的药检身份资格，整个过程是无效的。
于是孙杨团队在继续和DCO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找来一个保安砸碎了已经采集好的血液样本，并且当着DCO的面撕碎了药检程序表格。CDO一看这个情况，向ITDM的上司Tudor Popa汇报了情况，说无法拿到应有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药检失败，悻悻离开。
所以说，不管西方媒体如何渲染孙杨暴力抗检，但此事围绕的恰恰是西方人念兹在兹的所谓“程序正义”，程序不正义则结果不正义，你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我怎么能把药检这么重大的事情当儿戏？如果不破坏血样而被你们这群资质不明的人带走，如何保证血样不被你们做手脚呢？
DCO的行事逻辑是，两个助理都是我带来的，我拿到了ITDM的合法授权就可以了，但孙杨团队认为，这三个人分别都必须有独立的合法授权。今年年初，FINA内部的听证会，就是围绕这个事情展开，结果FINA裁定（这裁定是泳联内部的事情，不涉及WADA），虽然孙杨不能完全无过错，但可以免责。
事情如果到此就结束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听证会了。谁曾料想，ITDM向WADA打了小报告，WADA觉得这是一个给孙杨穿小鞋的好机会，一纸诉状要将孙杨和FINA告上瑞士体育总裁法庭，认为孙杨违规抗检，FINA包庇孙杨，也有错。
通过上述对整个过程的简单描述，我们明白为何孙杨特意要求此次听证会要公开进行直播，信心满满，IDTM药检官程序违规无可置疑，且FINA内部裁定书也有利于自己。
语言的“巴别塔”
听证会的公告显示，孙杨的律师团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瑞士日内瓦的Bonnard Lawson律师事务所，一个是英国伦敦的XXIV Old Buildings律师事务所，还有个是北境蓝鹏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张起淮就是这家事务所的合伙人。
听证会最开始的陈述环节尤其关键，给孙杨掌舵的，是XXIV Old Buildings的伊安•梅金（Ian Meakin）律师，今年53岁的他在体育诉讼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胜率很高。
左一是孙杨的律师伊安·梅金（Ian Meakin）@视觉中国
而WADA派出的律师方阵是来自科罗拉多泉的布里安·卡弗律师事务所（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来头也不小，打头阵的是著名老体育讼棍雷切纳（Brent E. Rychener），他们都是WADA的长期合作伙伴。
雷切纳在仲裁法庭上是孙杨的主要对手之一
容光焕发西装革履走进听证会的孙杨满面春风，但听证会一开始就不断皱紧眉头苦笑。原因是负责同声翻译的人员水平太差了，控辩双方都无法完全理解翻译的内容。
笔者前25分钟听下来，也为孙杨捏一把汗，因为一开始翻译就漏翻了孙杨至少50%的内容。后来则越来越离谱，听到的几个明显错误：
1 把反兴奋剂翻译成了anti-medicine，贻笑大方了，可见她不熟悉最基本的体育术语；
2 把200次药检翻译成了200毫升，对方律师雷切纳听了都震惊了；
3 对方律师要求孙杨把之前的口述状翻到第9页第二段，她翻译成了第19页，孙杨也不得不打断她：你翻错了，他说的是第9页，孙杨之前曾经在赛后嘲讽过拒绝和他握手的对手“I win，you are a loser”，他其实也是懂一些英语的；
4 至于药检过程最基础的细节，比如砸碎血检样本，如何反驳CDO资质等关键问题上，完全无法精确传达孙杨的意思。
现场的“吃瓜群众”看不下去了，有一名男子主动请缨当孙杨的翻译，最后被轰了下去，是整个听证会相当有趣的一个花絮。
孙杨的辩护律师梅金见状，也向法官抱怨翻译太差，影响了听证会进程。
午休之后，孙杨团队决定更换翻译。
笔者发现，就翻译问题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阴谋论”，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听证会一开始的女翻译是孙杨团队的选择，这一点仲裁法庭后来也特别指出。而且《纽约时报》也煽风点火把翻译是孙杨选择的这个“select”这个词重点加粗了。
CAS说他们无权决定当事人的翻译选择
并且，午休后换的翻译名叫Ying Cui，她是WADA的工作人员，笔者也在WADA主页上查到了她的信息，也就是说，孙杨后半程用了一个“敌对方”的工作人员当翻译，并且翻译形式由同声翻译变成交互翻译。
孙杨的母亲杨明（左）和新更换的翻译Ying Cui
在如此重大关键的听证会上如果无法保证话语传达的质量，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每一句证词是否精确翻译，哪怕是两个形容词较为微弱的语气差异，或者连带出来的语义的二级延伸，都会影响听证仲裁的判决。四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推断，未来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所有话语都应该用计算机用的那种“机器语”，要完全消除任何语义的模糊性，保证百分百的明晰准确。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孙杨团队工作百密一疏，没有在翻译环节上做足功课，其实这件事情本质上反映出的则是“英语霸权”问题。
孙杨的律师也抱怨翻译太差
无论再优秀的运动员，一旦被裁判员投诉违规，他一定是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体育法庭上，面前是一座岿然耸立的“语言巴别塔”，不得不遭受潜在的语义陷阱的考验。
仲裁法庭（CAS）官方网站只有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选择，对绝大多数的中国运动员来说，他们甚至无法自助查阅最基本的发布信息和新闻，体坛风平浪静的时候，语言隔阂这张细密的网隐而不彰，但一有风吹草动，它便跃出水面，很多时候让人无可奈何。
对最终结果应保持足够的乐观
听证会结束了，什么时候出结果呢？总裁法庭的官方文件说“no precise time”（没有精确时间）：
仲裁小组由三个人组成，他们将决定孙杨的命运：
仲裁小组主席法拉蒂尼，另外两个一个是WADA的人苏比奥托，以及孙杨委托的，国际泳联同意的律师桑兹（Sands）。
考虑最坏的打算，孙杨也还有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机会。
法庭主席法拉蒂尼（Franco Frattini）也将是裁决孙杨案的小组的组长（@东方IC）
最后结案陈述的时候，孙杨慷慨陈词，是整个听证会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孙杨把天下“苦WADA久矣”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认为他们没有做到公正公平，不但无视正常愿意配合的清白运动员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药检的种种不合规的颟顸程序，屡屡让有嗑药嫌疑的运动员逃脱惩罚。所以孙杨是以一个运动员联合体代表人的身份质问：如何保证运动员在药检中的合法权利？包括隐私权肖像权等等。
而且孙杨坚决要求公开听证会，目的之一就是要把2018年9月4日药检的种种滑稽场面大白于天下。IDTM这家有着浓重制药公司背景的飞行药检承担者成立于1992年，总部在斯德哥尔摩，比WADA大7岁，现在稳坐WADA被转包的头号私企的宝座，他们治下的药检官背景复杂，除了这次的建筑工作者和司机，不排除还有厨子、理发师或者相声演员临时被叫去给运动员采尿采血的可能，药检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被严重践踏了。
结语 躲在阴暗角落偷笑的人
行文至此，本来就可以收笔了，但还有一件事不吐不快。当大家都在关心听证会具体过程，计算孙杨最后诉讼获胜可能性的时候，有一群人很可能躲在阴暗角落里偷笑，他们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英国老牌的报业集团的老大——《泰晤士报》。
很多人都忽略了，到底是谁首先炒作孙杨暴力抗检的？就是这家媒体。
查阅WADA“反兴奋剂数据保护政策”（ANTI-DOPING DATA PROTECTION POLICY），《泰晤士报》明显违反了第6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
他们在事件发生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披露了孙杨药检的细节，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你把话筒塞到《泰晤士报》主编嘴里，他说不定很是得意洋洋：“我们有内线。”
《泰晤士报》以违反新闻伦理的方式展现了WADA隐私保护条例是如何废纸化的，虽然有点以暴制暴的意味，但他们没有受到哪怕一点谴责和惩罚，反而有舆论阵线英雄的感觉。
君不见，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一个名叫“奇幻熊”（fancy bear）的黑客组织黑掉了WADA的数据库，把WADA内部各种见不得人的操作公布于众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怒不可遏，谴责黑客扰乱了正常的国际体育界药检秩序。但这次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哪怕稍微质疑一下 《泰晤士报》这么做是否合理合法，难道就因为受害人是孙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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