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禁止村庄大操大办，为何能够很快见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围绕移风易俗，全国各地掀开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序幕。经过几年的密集行动，虽然部分地区大操大办依旧严峻，陈规陋习屡禁不止，但是全国来看，社会不良风气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在部分地区，为何大操大办等社会不良风气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有效治理？笔者根据自身的实际调研经验，以D省西南L乡的移风易俗实践为例，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二是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三为关键少数的有效管控；四是政府力量的积极引入。

一、村庄内生的迫切需要

《礼记·曲礼》中就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名言。即使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在L乡各村一直流行着“情将情赶，你情你还” 的俗语。人情往来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重要渠道与途径，人情往来的频度与强度，决定人与人交往互动的深浅。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婚丧嫁娶过程中讲排场、比阔气、大操大办等现象愈演愈烈，按照当地的说法“丧事比孝心，婚事比财力，乔迁比气派，生日祝寿比影响力”。

从酒席消费看，分为三部分：一是酒席规模庞大，正常结婚或消添生打喜，正常达到60桌；二是酒席档次高配，菜品达到28个/桌，烟40元/包，酒至少100元/瓶等，花费达到800—1000元/桌；三是礼金水涨船高，现在最低至少100元，普遍200元，最高达到5000元甚至10000元。

从酒席种类看，涉及婚丧嫁娶、36和50、60、70、72岁等做生、添生打喜、做寿、乔迁等，人情频度大大增加。因此，有时在吉利的日子，一天要赶6—7个礼，即使在日常周末，赶礼也是从没有停歇。

资料图：IC photo

村民的人情开支不再按年计算，而是按月计算，最高均达到3—4千元，普遍1.5—2千元。按照村民的说法，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人情开支，这给村民造成巨大的人情负担，村民“奈不活”（俗语：无可奈何的意思）。

如一位50岁的村民，他有三个人情圈，人情开支达到4万元/年。他说：“人情开支太大，关系不好的最低100元，己亲1000—3000元，前两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赶人情，如果三年内不办酒席，就会造成巨大负担。”一位61岁的教师讲，“农村赶人情太厉害，今年10月被情所困，20天，花掉了6500元。”

村民陷入既有的人情秩序中，不能自拔。即使想缩小人情圈，也缩不小，“不存在中断人情，省吃俭用也要送礼，只要人存在就要到场。”他们普遍认为，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挂不住。由于人情负担太大，村民苦不堪言。据村民组长讲“前几年，礼情太重，老百姓反感。”人情的本质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互动，由于社会秩序的失范，公共规则的弱化，人情的形式性凸显，人情的社会性缺失。

作为生活生产共同体，村庄依然存在共同的内生需要，当L乡移风易俗行动输入一套规则时，并没有受到村庄村民的阻碍与反对，相反获得村民的双手支持。村民普遍认为政府早该采取措施，如一位村民说“只办三件事，限制标准，限制规模，这是最贴近生活实际情况的倡议，坚决支持。”全乡各村村民积极的配合村两委的工作，老百姓减负了，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人情风气。

二、基层组织的政治嵌入

2009年，L乡就采取措施对红白喜事进行管理，由于措施与力度有限，走向形式主义，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2015年，随着中央的力度与决心增强，才逐渐严格起来。2018年3月，L乡正式启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活动。以此次活动作为起点，以村庄为基本单位，L乡拉开了移风易俗的序幕，组织与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从而为移风易俗提供了基础与依托。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红白理事会。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全乡成立红白理事会34个，并制定了《红白理事会章程》。根据章程，要求举办红白喜事，做到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不大操大办。

二是建立相关制度与规定。主要分为两类：一制定《婚丧喜庆事宜报告制度》，实行红事申报制度，白事实行报告登记备案制度；二制定《村规民约》和《关于村民举办红白喜事、提倡移风易俗的决议》。制度与规定具体表现在只举行子女结婚、添生大喜、丧葬宴席；宴席桌席控制在30桌以内，礼金控制在200元以内，礼烟控制在20元/盒以内，酒水控制在50元/每瓶以下。

从组织体系看，理事会成员主要是由村书记担任会长，村民组长或党员任成员，把基层组织有效地嵌入达到社会事务中，从而能够合法化对社会事务的监督与管控；从制度与规定看，其产生经过村党委、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大会通过等民主程序，从而使得制度与规定具有村庄社会基础，合理化与合法化，从而构建出村庄公共性，形成对个体化的监督与约束。相比部分地区，组织空壳化，制度挂墙上，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走向形式化，并没有型塑出一套以组织为基础，以制度为依托的公共体系，为移风易俗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

三、关键少数的有效管控

关键少数的管控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抓手，也是移风易俗能够实现的重要途径。

L乡各村的关键少数群体主要分为三类：

一党员干部。作为村庄内的政治性权威，如果能够抓好他们，就能在村庄内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带头示范作用。

如何抓好就是根本。从大的层面讲，2017年以来，D省纪委制定《关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检查办法》，拉起红线，形成宏观的硬性约束；从小的层面讲，L乡制定反对大操大办倡议书：党员带头，率先垂范；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移风易俗，崇尚文明。其中对于党员干部制定 “八不准”，从而明确具体规范。

二诸管/知客师。知客师即“支客司”，“支”就是支配大家做事；“司”就是红白喜事的总司令，令行禁止，大家都要听指挥。作为红白喜事主持人， “要事无巨细，负责各项事务的安排与组织，同时还要能说会道，如婚庆时几句吉利话”。

在L乡各村的每个村民小组中，通常至少有一位知客师，“他们一般为人正直，有德才，办事实在”，是村庄内的社会性权威，具有很高的威望与面子，“发话讲话没有威信，搞不成”。正是因此，知客师成为了传输各种规范理念和观念的重要的载体，也因此，通过知客师转换话语体系就能够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从而引领新的村庄公共规范。体现在红白喜事举办过程中的各个方面：

如酒，原来一桌席面，要十几斤酒，现在知客师会说“自己酒自己喝，不敬酒不闹酒。难得相聚，喝点开心酒，不在酒多少，也不要伤和气。最多喝4两，喝多既伤身体，又伤和气，还浪费钱。”

如饭菜，以前菜品多，造成很多浪费，现在一桌10人，菜改为16个，如蒸排骨、青椒肉丝、油焖大虾和全家福等，知客师说 “人民向往美好生活，菜不在多少，重要的质量高，吃得开心。”同时，为了减少浪费现象，知客师会说道：“一是鼓励能吃的收起来；二是鼓励来客打包，吃了欢迎，浪费可惜；三是剩菜多，就把邻居喊过来一起吃完，加强联系与交流”。

白事中的乐队，以前10班，每班2000元，占所有支出的1/4，因此现在改为2班，知客师会说“多班浪费钱，浪费精力”；还有放鞭炮，知客师就表示“放鞭炮，烟雾茫茫，一是会浪费人情双方的钱；二是会污染空气，打扫起来很麻烦。”

正是通过知客师的行为转换，从而输入新的公共规则。

三厨师。随着红白喜事的市场化趋向，客人的饮食是通过厨师团队来烹饪的，就会面临食品安全等问题。为了科学安全聚餐，根据上级要求，厨师必须要厨师证与健康证。

因此L乡把18家农村厨师服务团体组织起来集中培训，时间为期两个月，一个星期一天，并邀请区食药局执法大队队长就加强集体聚餐进行培训，指导集体聚餐举办者和承办者规范安全操作，培训结束就会获得厨师证。厨师作为村民食品安全的直接面对者，通过对厨师的管控，落实责任，从而形成间接的监督体系。

四、政府力量的积极引入

村庄本身有一套公共规则，规范村庄内村民的社会行为，维护村庄社会稳定。这种规则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权威来形成评价与约束，但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冲击逐渐失效。由于既有的公共规则失效，以红白喜事为基础的人情来往就失去了有效约束。而人情秩序属于社会范畴内，并不受到国家法律的直接约束，因此并不能直接借助国家法律来约束村民的社会行为。在强国家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开始伸向社会范畴领域。借助行政力量，通过间接的方式，积极引入政府力量从而能够起到对村民行为的约束与管控的目的。

在L乡主要是两种：药监局和派出所。大操大办本身并不会产生问题，但是会外溢出很多社会问题：一食品安全问题；二醉驾问题。对于前者，主要通过药监局来进行监督；对于后者，主要是以派出所来管控。一旦出现大操大办，红白理事会就可以通过电话举报，积极引入政府力量，从而形成监督与威慑。

引入政府力量，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关键不在于强制性措施，即其内在机理不是引入政府公共性力量，而是借助村庄内的人情、面子等社会治理资源。据村民讲，如果在举办宴席过程中，药监局等政府部门过来检查，他们可以以各种理由没收菜品或仅仅是过来转一转，这就会影响整个大操大办的氛围，会导致主家很没有面子。因此通过国家力量的引入，转化为村庄内的人情面子，形成公共性约束。

结语

移风易俗之所以能快速得到有效治理，村庄内生需要、基层组织嵌入、关键少数的管控及政府力量引入，这四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综合发挥作用的。以基层组织与关键少数作为依托与抓手，既能借助村庄内生力量，同时能引入外在约束，从而对村民的个体化行为形成约束，重塑一套公共规则，并转化为村民内心的习惯，最终社会风气就会得到有效治理，有效遏制陈规陋习，为农民人情支出减负，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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