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远：跟诺奖不一样，中国扶贫就是动真格、干大事

【文/洪源远，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诺贝尔委员会认为，三名经济学家借鉴了医学研究的随机对照试验法来检验具体干预措施能否“显著提高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一个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获得了承认，固然令部分人欢呼雀跃，但另一些人则质疑这种新办法——即诺贝尔委员会所谓“将大问题拆分成更细、更易处理的小问题”——是否真的可以大规模减少贫困。 引人侧目的一点是，中国的经验竟在这场辩论中缺席。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减贫70％以上成绩来自中国，这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减贫案例。

诺贝尔委员会颁发2019年经济学奖的理由是“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超过8.5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最近撰文所言，中国扶贫“与随机对照试验法无关”，也不靠向穷人提供救济，而是国家快速发展的结果。

自从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开放私营经济部门，欢迎外商投资，拥抱全球贸易。 随着亿万农民从田间地头走向工厂车间，他们赚到了工资，积累了储蓄，并将孩子送进了课堂。这个趋势与私人下海创业热潮一起，共同创造了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

但姚洋没有提到的是，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严重问题：不平等和腐败。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任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常用指标，0代表最平等，1代表最不平等）为0.47，高于英国和美国。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61，几乎与南非持平。

水涨船高，但有些船比其他船高出太多。在亿万中国人生活水平刚刚超越贫困线的同时，少数弄潮儿被抛上浪尖成为了巨富。成就他们的不仅是运气，也不单是企业家精神：尽管许多人致富靠的是辛勤工作和冒险精神，但也有不少人的财富来自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在认识到不平等现象和裙带关系的严峻性之后，中国领导人同时发起了两大运动。一是农村精准扶贫，通过就业安置和福利补贴等方式，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二是根除腐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超过150万名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

中国的经验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法以及它所评估的靶向措施的确对减少贫困有帮助，但大规模减少贫困最有力的手段还当属经济增长。正如牛津大学学者兰特•普利切特的研究所示，在中位年收入超过1,045美元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75％以上的家庭每天生活费超过5.50美元。

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对大规模减贫感兴趣的人都应通过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和系统论，来理解持续性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如果按照迪弗洛和班纳吉的说法，随机对照试验法像是管道工的话儿，那么系统论思维就是整个管道系统的规划和检修工作。简而言之，我们不能因为小处而忽视大局。

中国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道理是，增长不一定总是公平的。我们需要福利工程以及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来广泛分配经济增长的收益。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随机对照试验法可以用来评估靶向干预措施的效果。

最后，有适应能力的治理至关重要。姚洋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但事实刚好相反，中国实际上恰恰与程式化的政策处方对着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中国破除了“欲发展先民主”的迷信。

但许多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对，他们认为是威权统治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但历史上中国也曾因此遭受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其背后的秘密是“引导下的随机应变”，即中央政府指导地方政府进行政策试验。

简而言之，消除贫困的关键是包容性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促进国家发展的宏观政策措施与有的放矢的微观工程结合起来。新兴经济体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使之适应21世纪的挑战，尤其是技术转型和气候威胁。这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多种工具相结合，世上没有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灵药。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