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柏林墙，走入历史的永久记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每个历史阶段一般都有若干代表性事件：如果说到二战的几个重要节点，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德军入侵波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诺曼底登陆；对冷战时期而言，“柏林墙” 、“古巴危机”以及东西方的两次兵戎相见（朝战和越战）则最具标志性。
“柏林墙”，这座横穿冷战最前沿柏林的隔离建筑，建于58年前（1961年8月13日），倒塌于30年前（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28年零2个月26天。
一道高墙让一个民族两相望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东西方两大阵营本已紧张的关系再度恶化，双方的对垒达到新的高潮：1961年8月13日是个周日，柏林的民众虽然习惯了被四国分别占领的状态，但没想到东德的执政党——德国统一工人党（SED）在得到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的认同后，会在这天下令筑墙。
当日凌晨，接邻西柏林的所有东柏林街道上的灯光突然熄灭，无数辆军车一齐打开大灯，投射出道道刺眼的光柱，两万多名东德武装边防官兵和大量筑路工在短短六个小时内，沿着东西柏林43公里的边界筑起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
经过一段时间的继续修建和完善，丘吉尔在二战硝烟未尽时描写的“那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在冷战的最前沿东西柏林之间实实在在地落了下来。从此，政治术语中多了“反法西斯防卫墙”（Antifaschistischer Schutzwall）这一词汇概念，世上则又多了一道血泪交加的“隔离墙”。
柏林墙（资料图/视觉中国）
这道闻名世界的“柏林墙”高达5.3米至4.2米，宽50公分，全长近166公里，其中水泥墙114.5公里，铁丝网55公里（主要架设在以河流为边界的水面上）；“柏林墙”沿线还建有290个瞭望塔，137个地堡暗堡、274个警犬桩；防汽车壕沟和防坦克路障共计108公里；还装有数千个电子眼，投入警犬250只；边防军巡逻道总长119.5公里，并设有7个过境站。
“柏林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123.5公里长的通电铁丝网，铁丝网与柏林墙之间有50米宽的空地，墙的上端焊接着光滑的圆形铁筒，使人无法攀登。“柏林墙”的建立封死了192条街道，其中97条连接东西柏林，95条连接东西德其它地区。
建墙之前，约有250万人逃离东德地区，而柏林则是逃亡的最佳地点；建墙之后，逃亡人数大幅减少，从1961年到1989年，只有约5000人尝试翻越“柏林墙”。根据各类统计，死亡人数约在136至245之间，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墉垣虽高，倒塌却在须臾间。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在民众的抗议下被迫开放“柏林墙”，同时也等于宣告了自己的灭亡。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不久后，两德统一，结束了一个民族长达四十年的分离。
世易时移，事过境迁。如今，当年“柏林墙”的水泥隔板不是分送世界各地当作警世碑，就是留在原处以供纪念和凭吊；当年恐怖的“死亡线”如今已被车水马龙和高楼绿带取代。在柏林这座获得新生的古老城市里，历史未被遗忘，但也未被炒作。无论是当地的居民和还是来往的游客，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柏林的这份底蕴和活力。
历史是胜者书写的
柏林的“反法西斯护卫墙”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依然会问：
这么一座用德国人特有的高效率和严谨性建立起来的、看似固若金汤并挺立了二十八年的“防卫墙”为何那么快就轰然倒塌呢？
当年那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一个工业产值全球能排进前十的“富国”东德为何一夜之间便分崩离析呢？
为何一个如东德那样管控严密的国家，会那么不堪一击，连同它的老大哥苏联一起退出历史舞台呢？
我们更要问：二战中的盟国为何在战后迅速反目为仇？柏林墙为何不是建于冷战伊始的1947年，而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
这些问题的答案既复杂又简单。说起“复杂”，是因为能回答和想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立场太不相同，答案自然也会大相径庭。说其“简单”，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并不是一件发生在一个民族之内的孤立事件，而是当时那个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是背离初心的苏东集团的整体失败。
有人说，“柏林墙”的倒塌是民主的胜利，自由的胜利，似乎是“民主”和“自由”战胜了“共产邪恶”。这是胜利者的口吻和思路！
将德国一分为二的并非 “柏林墙”，而是东西方主要国家争夺利益的结果。意识形态、社会体制、民主自由，所有这些概念常常被拿来当作鼓噪和炒作的标签。“柏林墙”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意义，因为民族国家的分裂并不单单是德国的命运，而是十九世纪末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遗存，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残余。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把民主和自由当作标榜自己制度优越的标志和攻讦其它体制的武器，可它们应该知道上述“政治残余”中的哪个都无不留有其自身的烙印。
实际上，在国际现实政治中，这些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政府和国家并没少背离民主和自由原则，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甚至不惜与专制独裁者为伍，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扶持这些反自由反民主的国家。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曾站在西柏林这边冲着对面的“柏林墙”大声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可同样是这位里根总统，同样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却能与英国首相撒切尔一起不遗余力地扶持早已被全世界唾弃的另一垛墙：南非的种族隔离。
美英政府对南非采取所谓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否决了联合国要求执行的对该国的经济制裁，因为他们把南非视为非洲南部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堡垒。撒切尔夫人宣布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是恐怖主义组织。1987年，她的发言人伯纳德·英厄姆（Bernard Ingham）说了一段相当著名的话：那些以为“非国大”能组建南非政府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
可以说，如果不是西方主要“民主自由”国家的支持，南非歧视和迫害黑人的白人种族隔离政策不可能从1948年一直延续到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也不会被监禁26年半之久。
曼德拉（资料图/联合国官网）
柏林的“反法西斯护卫墙”已成为历史，但人们内心的那些樊篱依然矗立着，世界上还有其它形形色色的“隔离墙”存在：如防止冲突的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停火线”、塞浦路斯“联合国缓冲区”、摩洛哥的“西撒哈拉狭道”和科威特-伊拉克“分隔围墙”；还有阻止非法移民的中朝边界围篱、西班牙梅利利亚边界围篱、美国-墨西哥围墙；还有防止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安全围墙、印度克什米尔围墙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国界边界，任何排他的宗教和理论，任何城乡和贫富的差异，甚至所有自成一体的文化，都是围困人类行为和心灵的高墙铁幕。
风景那边更好
阻碍人类彼此交往的屏障大体分自然的、人为的和心理的三种。从古到今，垒筑高墙者，无外乎有三个基本目的：护卫、划界、隔离。
江河湖海，高山峻岭，这些均属于自然屏障，都是天斧神功之作，自不必说。它们对人类并无敌意，更无厚此薄彼之分。倒是人类在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要么凭借天险御敌保家划界隔离，要么通过因地制宜将天堑变通途。
在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屏障，一个是人为的万里长城，一个是天然的台湾海峡。
我们中国人一直以长城这座宏伟的建筑为骄傲，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久远的“隔离墙”，它的作用就是抵御“蛮族”的入侵。但长城再高再长，也无法最终禁锢中华民族的发展，现今的神州大家庭，早就跨越了这道人为的屏障，各民族之间也早已代代融通。
同时，长城也并未能阻止外族的侵略：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曾横扫长城内的中原大地，让汉人第一次当上了亡国奴；努尔哈赤的后代也曾五次经长城入塞，直逼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最后在明将吴三桂的内应下，从长城主要关隘——山海关入主中原；倭寇也曾把长城踩在脚下，并一度占据了大半个中国。这真是：万里长城永不倒，百年朝代如烟消。
台湾海峡这个自然屏障虽然给中华民族的统一增加了难度，但两岸毕竟还是启动了“三通”。中国统一大业之所以至今未果，其真正的原因应该不是波涛汹涌的台海。天然的屏障之所以成为阻力，归根结底还是在各种力量作用下所形成的人心的不和。在屏障的三大类中，应该说人心的障碍是最根本和最难逾越的。
说到心理屏障，笔者想起高墙隔离产生的心理效应，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表达的“围城现象”：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在“柏林墙”这个问题上，虽说其它博弈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城内人”受惑于“城外景色”而形成的心理失衡并最终成为东德乃至东欧和苏联人民奋起“突围出城”的最大动力。
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产业对东方阵营曾具有有强大的吸引力，西方政府和政要也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渗透和鼓动。两德统一是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对渴望统一的东德民众描绘了“灿烂前景”（blühende Landschaft），以至于东德人以为：东德的好东西是我们的，你西德的好东西以后也会是我们的。只要归并，我们很快就会和西方一样富裕。
这种对“不可知”的好奇和向往，也是“围城现象”的一种具体体现。毛泽东在1934年写的《清平乐·会昌》中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围城现象”中，大部分人的心态不是“风景这边独好”，而是风景那边更好。
柏林墙（资料图/视觉中国）
统一之后，东德人经历了从亢奋到失望的心理磨难过程。他们被人称为“东德佬（Ossis）”，类似 “乡下人”、“乡巴佬”这样的蔑称，他们从自豪的“国家主人”（虽然实际上不是，但起码名义上是）很快沦为被西德人轻贱的“二等公民”。
以前凡事都由国家来主持和安排，现在事事都要靠自己，他们完全不适应了。科尔描写的“灿烂前景”迟迟不见到来，大家更多体验到的是减薪失业的痛苦和背井离乡的无奈。现在有人问为何新纳粹和排外思潮会在德国东部地区泛滥，答案很简单：被轻贱的人也会去轻贱别人。
笔者结语
隔离越严密，高墙越难逾，人们对外面的风景就会越向往。虽然这种向往最终会被失望的现实敲碎，但憧憬这个心理过程本身会爆发出很强的行动力，这是人性使然。“柏林墙”的推倒正是这个“行动力”的发力所致。
在人类彼此的交往中，“墙”作为一种屏障，其存在的形式各种各样，其所带的功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出现其实主要源自人内心的恐惧。
“柏林墙”的历史告诉我们，拆掉有形的墙容易，铲除无形的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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