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时隔6年，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何再次成为中央全会决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按照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和媒体的说法，2019年10月31日在北京落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太过平淡或乏味，会议既没有人事变动，也没有什么惊人决定。中共中央11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长达一万八千多字，对于不熟悉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来说，似乎都是务虚而非务实的官方语言。但事实上，这次中共的中央全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第一次以党的中央全会形式作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决定，并在决定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未来30年的战略任务。可以预期，这次会议的影响将会深刻而长远。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知道，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早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时隔六年之后，中共再次把这个提法作为这次中央全会的决定，有何新意？这要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来看这个问题。

放眼全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数千年依托地理屏障和政治屏障形成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全球化进程把世界各国都拉到了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来自全球的竞争，这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从表面上看，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表现为经济竞争。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由其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所决定。但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自何处？尽管不同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有一个最基本的现实是无法否认的，这就是国家的治理能力。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中国过去100年社会的跌宕起伏，特别是近四十年的经济起飞，跟国家治理能力的密切关系有目共睹，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巨大成功。尽管一些西方学者把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分离开来，认为经济离开政府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但这种说法太过理想化而以至于只能局限在书斋。其实，国家的治理能力强并不等同于对市场的干预多，而是说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条件，给民众的生活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事实上，无论人们信奉什么样的理论，在现实中总是把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自己的生活水平跟政府的执政能力联系在一起。每一次西方国家选举总统或议会中的执政党，经济问题和民众生活水平都是很重要的核心话题。即使是主张政府应当成为“守夜人”的美国，竞选者在大选的时最爱问选民的也是这样一句话：“你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这个问话本身就表明了竞选者事实上承认民众生活的好坏跟政府的执政能力紧密相关，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守夜人”理论。

国家治理能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强势政府传统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中国社会如何保持高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活力？国家如何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如何对经济实行战略布局和宏观调控？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些都跟国家的治理能力息息相关。当前，中美贸易谈判虽有进展，但长远看，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中国能否在贸易战持续下去的环境下继续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取决于国家的治理能力。所以，尽管六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到了今天，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中国正处于与世界第一强国的经济博弈中，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和重要。

相比国家治理能力这个概念，中共提出国家制度建设的时间更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文革”中国家制度遭到破坏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提到了国家的制度建设。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社会探索与改革的真实写照。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中，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制定新的政策来实现，而不是依靠既有之的制度。由于这个原因，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尽管一直在提国家制度建设，社会快速的除旧布新使得国家的制度建设难以跟上现实发展的速度。但是，在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后，到了今天，中国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而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而新时代相比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所以，从宏观的历史进程看，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在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中国发展和崛起，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内部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中国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与发达国家的摩擦与冲突还会加剧。在中国内部，虽然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基本成定局，但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是否能实现现代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十九届四中全会并没有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个一蹴而就的当下目标，而是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总目标。

按照《决定》的说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实际上分为三步。第一步，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时，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得显著成效；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社会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步，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决定》提出这个战略规划可以看出，这次全会是把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跟“两个一百年”，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地连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是要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而且也规定了未来30年的战略任务，因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简而言之，这次以政治议题为中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一万八千多字的《决定》并非抽象空乏的务虚之言，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内容。国家的治理能力与制度建设跟中国在全球的竞争能力，跟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品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也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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