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基础教育“减负”，有人想过高等教育的危机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

近日浙江、南京出台的减负新方案，让中小学生“减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主管部门就开始呼吁“减负”。然而，“减负”折腾了近20年，不但没有显著收效，反而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不“减负”吧，有一部分学生整天抱怨学习太累；一旦真的“减负”，许多家长就开始恐慌了，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客观事实早已证明：“减负”并不能够解决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根本性矛盾。“减负”—>无效—>再“减负”的循环，如同行为艺术。

为什么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会显得很重？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以高考作为主要选拔机制，现实中基础教育以高考作为终极目标。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相对比较可靠的手段——既然这是明摆着的规律，用扎实的基础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敲门砖，乃是必然。在稳定的社会建设时期，普通家庭主要寄希望于通过高考改变孩子的命运。即使考上个好大学不见得必然实现阶层向上流动，至少还能维持在现有的阶层，不致出现阶层的滑落。

基础教育阶段沉重课业负担，根源在于基数巨大的同龄人在高考中竞争稀缺的机遇。“减负”不会改变受教育群体巨大基数与有限的机遇总量之间的矛盾。因此，“减负”必然沦为形式主义的一阵风，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欧美国家所谓的“素质教育”、“快乐教育”，说穿了就是个荒诞不经的神话：这些国家早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实现了阶级分化，普通人家的孩子读教育水平一般的公立学校，用少年时没心没肺换来一生的卑微；有钱人家的孩子早早进入精英学校读书，课业负担极中，何尝不是咬着牙挤进一流高校？

假如“减负”在中国真正得以实践，对于没后台、没背景的普通人家孩子必定是灾难——学校讲授的知识越来越少，放学越来越早；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家玩手机打游戏，有钱人家的孩子参加价格不菲的私人培训班；最后谁更有机会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场券，还用说吗？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制度，只是片面地强调“减负”，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学到欧美国家的糟粕，早早地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实现阶级分化、为阶层固化添砖加瓦。

中国教育陷入了“减负”—>无效—>再“减负”的循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育系统内充斥着思维僵化、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没有能力从国家战略的层面来思考教育的意义，更缺乏制定科学合理顶层规划的能力。说句实在话，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远比教育官僚更清楚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改革必须跳出反复“减负”的思维怪圈，直面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即受教育群体巨大基数与有限的机遇总量之间的矛盾。

应该厘清一个基本的逻辑：基础教育阶段的课业负担取决于同龄人之间的竞争烈度，竞争烈度取决于社会提供的机遇总量。只有提高机遇总量，才能降低竞争烈度，同龄人才不必在每个细节上一分高下。反之，如果不增加机遇总量，竞争烈度就不可能降低。就算学校教得少管得少，同龄人之间还是会私下较量、以便一分高下。

因此，必须增加社会范围内的机遇总量，才能从源头上改善基础教育的生态。唯有如此，才能跳出“减负”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怪圈。基础教育的生态也确实需要改善，因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说穿了还是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基础教育阶段沉重的课业负担，本质上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目的仅在于提高对有限知识集的熟练程度、用于应付高考，而并不能够很好地衔接高等教育。

如何增加机遇总量？出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规范化建设。换个角度来说，基础教育阶段的过度竞争、恶性竞争，源于高等教育创造的机遇总量不足，需要从改革高等教育入手来解决源头性的问题。

理想状态下，就读“双一流”大学的学生，作为国家栋梁会拥有较多的发展机遇；而就读其他高校的学生，也应该过上大致体面的生活。但实际状况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许多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时遇到巨大的困难。毕业生当然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在自己喜欢的城市顺利成家立业。但是站在用人单位的立场上看，这些毕业生的劳动能力真的很成问题。用人单位要么不愿意聘用，要么只愿意以较低的待遇聘用、远低于毕业生本人的期待。

笔者就此深有感触：朋友的生物科技公司招聘实验师，应聘者中90%以上都是“菜鸟”级别的；中山大学的硕士，阅读科学文献的能力极差，用一个星期时间还弄不清实验设计的原理；几个二本院校的硕士，除了做论文期间捣鼓的几个简单实验之外，对其他的生物医学知识缺乏起码的了解。这几位的业务能力不忍直视，薪酬期待却是年薪20万外加住房公积金。说实话，用人单位真没有兴趣请这几位当祖宗供着。

站在用人单位的立场上看，能够培养“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高质量毕业生的高校，其实为数不多。但是也只有这为数不多的高校，才能够为毕业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空间和上升通道。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格局下，过桥的和没过桥的，能够获得的机遇有天壤之别——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烈度能不高吗？

毕业生期待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源头在于我国许多高校的培养方式出现了严重偏差。教育理应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以培养人的劳动能力作为首要职责。而许多高校的教育导向，背离了培养人的劳动能力这一根本性的方向，无法培养出合格的劳动者。不合格的劳动者，在社会上怎么可能获得发展机遇和上升通道？

我国许多高校存在极为严重的教学资源浪费，因为无法培养合格的劳动者，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增加社会范围内的机遇总量。就整体而言，许多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要求流于自由散漫，造成了事实上的“严进松出”——只要迈进了高校的门槛，稀里糊涂混几年，也能顺利毕业。某些高校的部分专业和课程设置，其根本目的恐怕就是从教育部套经费圈钱——三流高校开设什么哲学、表演、艺术史之类的“务虚”专业，这不是批量培养失业人口吗？坦率地说，三流高校巧立名目开设的专业，连起码的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具备任何过硬的劳动能力，能去私企做前台都算烧高香了。

由此可见，改变现状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加强高校的规范化建设，切实保证高校的教学资源有效转化为社会范围内的机遇总量。说得更直白一些，许多高校必须大力提高教学水平、增强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保证毕业生具备符合社会需求的、过硬的劳动能力。欲达此目的，对我国许多高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高校招聘现场熙熙攘攘的大学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一轮高校改革，应当以培养人的劳动能力作为根本出发点，树立“教育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明确理念。将高校明确划分为研究型高校和非研究型高校，研究型高校可以在基础研究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而非研究型高校的考核重点必须是毕业生的劳动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某些高校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胡乱开设一堆烂专业，自诩“综合性大学”。然而，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毕业生等于废品，这些高校显然是有责任的。因此，非研究型高校应该是未来高校改革的重点整治对象。具体的整治手段应该包括：

1. 构建高校之间的动态竞争和奖惩机制。

非研究型大学教学水平的直观反映，其实是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平均薪酬。就业市场其实是高度理性的。国家应通过主流求职网站等大数据来源获取这方面的客观信息，作为考核评估非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标准——你说你们学校办得好，可是毕业生连个像样的饭碗都没有，这可信吗？如果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平均收入逐步攀升，说明高校的培养水平被就业市场普遍认可，这样的非研究型高校就应该获得经费倾斜；反之，如果高校毕业生越混越惨，说明高校主要领导无所作为，这就需要点惩罚手段以正纲纪。

2. 坚决开展院系调整，裁汰不能培养劳动能力的弱势专业。

不鼓励非研究型高校开设哲学、艺术史、社会学、国际关系等纯文科专业；某些专业的就业率如果连续几年低迷，则必须停办，促使非研究型高校将资源集中建设优势学科。

3. 加强劳动能力的系统培养。

应当鼓励高校从企业批量引进客座讲师、客座导师，在专业课上系统传授社会和企业所需的劳动能力；这既解决了课堂知识与实践对接的问题，也有利于在校师生培养广泛的社会关系。工科专业必须安排至少一学期的实习（校内或校外皆可），杜绝纸上谈兵。通过政策鼓励校企结合，定向输送专业人才。

4. 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要求。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鼓励高校开除学业水平不符合要求的学生。许多高校学风一塌糊涂，学生自由散漫，皆是因为管理失之于宽。哪怕是三流高校，只要有勇气开除5%的垫底学生，全校学风立刻会提升一个档次。

重点整治非研究型高校，切实保障高校能够输出具备过硬劳动能力的人才，这就能够解决毕业生期待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如果非研究型高校也能提供发展机遇和上升通道，全社会范围内机遇总量就会大大增加，基础教育阶段同龄人之间的竞争烈度自然会随之下降，也就没有必要纠结于“减负”这个伪命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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