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丝特·迪弗洛、阿比吉特·班纳吉：在美国扶贫，我们发现“贫贱不能移”是个大问题-埃斯特·迪弗洛、阿比吉特·班纳吉

【文/埃丝特·迪弗洛、阿比吉特·班纳吉，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不能指望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发善心，只能指望他们关心自身利益。至少从那时起，金钱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就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它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经济激励魔力的信仰导致美国等地的决策者将精力放在了为数不多的“适宜激励型（incentive-compatible）”政策上——尽管他们的初衷往往是好的。

这不是件好事，也不知经济学家用了什么方法，居然让人们对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结果视而不见：金钱激励的作用远没有大家通常认为的那么强大。

我们可以在富人身上观察到这个现象。美国给运动员设置了工资上限，但不会有人真的认为美国的顶级运动员勤奋程度不及工资没有上限的欧洲运动员。研究表明，当最高税率上调时，逃税率会升高（有人还会试图移民），但富人不会因此消极怠工。美国前总统里根著名的减税政策确实短暂地提高了应税收入，但那只是因为人们改变了申报数字，减税政策一结束，应税收入又降下来了。

我们也可以在穷人身上观察到这个现象。尽管 “福利皇后”【译者注：美国对利用欺诈手段滥用社会福利的女性的贬义词】的说法由来已久，但40年来的实际情况证明，即使福利待遇变得更加优厚，穷人也不会停止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负所得税试验中，参与者有最低收入保障，额外收入则需要纳税，实际效果就是对额外部分收入征收30％至70％的税，然而人们工时的下降幅度却不到10％。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原住民切诺基部族，当他们开始从保留地上的赌场获得分红时，财富平均增长了50％，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因此减少了工作量。

除了贫富两极之外，其他所有人的情况也都是如此——税收激励机制没有太大效果。例如，在以“金钱意识”闻名的瑞士，人们因为税法修订而享受到两年的免税期，但劳动力供应却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在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税率或退休激励措施的许多临时性调整，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对工时的影响微乎其微。同样，当人们有收入保障的时候，也没有懈怠：阿拉斯加永久基金自1982年以来，每年给每个家庭分红约5000美元【译者注：阿拉斯加38年来每年人均分红1200美元，每个家庭分红应在4000美元左右】，此举对就业并无负面影响。

阿拉斯加人均收入增加并未降低该州全职和兼职就业率

反过来，当就业岗位减少、地方经济崩溃时，我们不能指望靠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来解决问题。当前，美国人口流动性低得令人惊讶。上世纪50年代，美国每年有7％的人口在县和县之间迁徙。而到2018年，这个比例只有不到4％。这种趋势始于1990年，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期加速下降，那时候恰逢某些地区的工业在与“中国制造”竞争中受到冲击。当各个县里面制造玩具、衣服或家具的岗位消失之后，人们很少去其他地方找工作。他们也没有提出重新安置或再就业培训的要求，而是选择呆在原地，希望情况有所改善。结果，美国减少了10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社区居民的工资和购买力纷纷萎缩，落入了凋敝和绝望的下行螺旋。婚姻率和生育率降低，越来越多的儿童生下来便陷入贫困。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然对激励机制抱有信心。2018年秋天，我们（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斯蒂芬妮•斯坦切娃一起）对10000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亲眼见证了这种错位现象。我们对一半的受调查者提问：假如某人处于待业状态，而200英里之外有工作岗位对其开放，你认为他或她应该怎么做？62％的人表示那个“某人”应该搬家。另外，50％的人说如果税率上升，他们预期部分人将停止工作。60％的人认为由于医疗补助【Medicaid】缺乏就业要求，它往往导致受益人不积极找工作。49%的人认为如果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能达到13000美元，“很多人”将不再工作。

但出乎意料的地方在于，当我们对另一半样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是把问题里“某人”改成了“你本人”时，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只有52％的人表示会为了争取就业岗位而搬家，在失业者群体中这个比例更是低至32％。72%的人表示税率升高“完全不会”导致他们停止工作。13％的人表示他们如果接受了对就业不做要求的医疗补助，可能会减少工作量；12％的人表示如果能享有全民基本收入，他们将停止工作。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认为“所有人都会响应激励措施，但我不会” 。

调查发现美国人认为其他人会响应金钱刺激，但他们自己往往无动于衷

如果金钱没有激励作用，那人们究竟在乎什么？其实我们凭直觉就能猜到答案：地位、尊严、社会关系。企业高管和顶尖运动员的动力来自追求胜利和卓越的欲望。如果领取社会福利被其他人视作某种犯罪，那穷人也会主动放弃福利。对中产阶级而言，最可怕的莫过于失去身份归属感以及在当地社群里失去地位。

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大部分社会政策都基于三项与现实脱节的原则。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这些原则本身出发。

首先，大多数决策者都认为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大多数关于贸易冲击和技术创新的经济政策对话假想了一个世界，仿佛人们能很快地适应变化，比如原本在北卡罗来纳做衣服的工人可以平滑过渡到去纽约叠衣服或者在网上卖衣服。但在现实世界中，你不可能指望市场产生的结果永远是公正的、可接受的、高效的。（贸易、机器人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破坏因素的确会引发切实的痛苦。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长期服务的老员工在大规模裁员中被解雇后，他们在接下来几年里的死亡率显著升高。

其次，关于“依赖性”和“福利文化”的论调可以休矣，自从前总统里根提出这些说法之后，美国社会从未就此真正展开辩论。（毕竟，“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福利”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终结的。）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可以在合适的情况下促进人口流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把人留在原地保证他们的生计和尊严。民粹主义议程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把工薪阶层描绘成被打击的对象以及牺牲品，并通过建各种“墙”来向他们提供虚假的保护。决策者若要反击民粹主义，就必须对经济困难的人给予承认，并在某种意义上把他们树立为社会的烈士。

最基本的办法或许是通过类似“老兵法案”【译者注：指《退伍军人通过技术教育课程就业》，是一个面向老兵的学费住宿费补助项目】的方式来解决破坏因素造成的问题。自1974年以来，《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简称TAA）一直向那些因为国际贸易而失业的工人们提供延期失业救济金以及至多10000美元的教育贷款额，帮助他们接受再就业培训。接触到这些资源的少数人确实更有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失业十年以后，获得TAA帮助的人比没有获得帮助的人年收入高50000美元。然而作为一个联邦级项目，TAA的规模还是太小了——受贸易影响最大的地区每年人均获得TAA项目资金仅23美分，而因贸易造成的人均收入损失则高达549美元。

我们完全可以大大加强TAA的帮扶力度，使其扩大覆盖范围、提高补助金额。它可以跟“老兵法案”看齐，免除再就业者上公立大学的学费，可以设置每月上限为几千美元，并向他们提供住宿津贴；除此之外，还应提高失业救济金额度，对来自受冲击最严重地区的失业者尤其如此。第二个办法或许更具有争议性，即对受冲击最严重地区推出国内版“马歇尔计划”，对雇用高龄员工的企业给予高额补贴。

第三，美国为负担这些项目要提高税率，我们无需过度恐慌。没有证据显示这样做会扰乱经济。从政治上讲，这当然是个敏感话题：很少人支持对除富人以外的任何人加税。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最高收入者税率入手，并按许多人建议的那样增设财富税。接下去关键在于如何把多出来的政府收入与前文提出的方案联系在一起，它将逐渐重新确立政府为困难人士纾困的合法性。这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尽快着手行动起来。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