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都是“睁眼看世界”，为什么中国比不过日本？
【文/傅高义】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击败中国，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于1854年打开日本国门。这两件事发生后，亚洲再也无法偏安一隅，开始成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西方对中日两国的直接威胁，既在于军事安全，也在于西方人垂涎中日的经济资源。为了有效回应这些威胁，中日不得不找出能征召更多士兵并且训练他们的方法，也必须建立工业基地、铺设通讯交通网络。
中日两国都需要能汲取更多资金的征税制度，需要拥有新专业技能的现代官僚制度，需要实现教育的普及化以训练国民掌握新技能，更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集权领导制度来对付已经固化的利益，并协调好各种新发展。对于那些因循守旧者，威胁不只来自西方，也来自国内试图革新的人。1882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打赢了第一回合。但是到了1895年，日本在克服国内抵制势力、实现全面现代化方面比中国做得更成功。在接下去的一个世纪，日本在两国的关系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日本在响应西方挑战方面的优势
比起中国来，日本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使其可以更快地应对来自西方的大量挑战：一个只有四个小岛的小型国家，更容易形成全国性的一致响应；便利的海上运输也使各地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更方便。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铺设第一条电报线之前，政府文书从国家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需要将近一个月之久。
日本地图
长期以来，身处小型群岛的日本人对于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敏感。这种不安全感使他们渴望获得更多来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国统治者总是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较少关心隔着大海的外部世界。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0年，江户的幕府将军就开始派遣使节团出使海外，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进行现代化改革，就像日本在七、八世纪派遣使节团去中国学习一样。中国统治者则对自身的伟大文明充满自信，从不热衷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日本是一个领土更小、同构型更高的国家，从而更容易统一。中国人口要多得多，族群也更多元，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以及其他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族群，更难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以及维持内部和谐。清朝的统治者对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区因俗而治。客家人是某些地区较晚迁入的人口，其后代常常对原住民的后代抱有疏离感，也更容易成为叛乱者。到19世纪，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生齿日繁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由此激起了太平军之乱、捻乱和回乱。镇压起义又耗费了政府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暇响应来自西方的挑战。
清军与捻军作战图。捻军（1853年——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与清朝相比，德川日本的体制更鼓励地方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尽管个别中国人在文化、科技上有出色的成就，在19世纪中后期，当中日两国开始向西方开放时，平均来说，日本各地的教育和经济基础都要比中国好。
至19世纪末，日本男性人口的识字率估计已达到五成，高于中国的水平。那些曾在首都待过一段时间的各地青年，将来若是成为其所在地区的领导者，则会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发展出跨越领地的友谊。而中国的年轻人只有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时得以见面交流，其共有文化基础更加薄弱。
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的实力要自信得多，不像日本领导人那么害怕外国，因此也没有日本那种要从国外引入新制度和新技术的紧迫感。对日本迅速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因素，或许就是有组织地搜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对这些新信息加以分析，并随时准备据此作出改变。
在德川时期，长崎收集资料的部门为日本提供了应对外国人的经验和外国事务的知识。为捍卫保护国家利益，德川日本比清朝的中国更渴望获得信息，对信息的分析也更加系统化。在长崎为日本人工作的荷兰官员奉命查问到港的每一艘船的船长，以获取外部信息，他们也必须向江户的将军撰写报告。
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德川幕府（日语：とくがわばくふ；1603—1868年），又称江户幕府（えどばくふ）。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所建的幕府。至1868年德川庆喜被迫开城为止，共经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历时264年。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佩里率军抵达日本，逼迫幕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引发倒幕运动。1868年德川幕府彻底垮台。
居住在长崎的中国人也为日本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时事的窗口。当西方人开始来到日本，日本人又借助长崎的中国人，了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位于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对马岛，是日本了解朝鲜的一个基地，通过朝鲜又可以了解中国。通过北方岛屿（即今北海道）的松前藩可以了解俄国，通过九州岛的萨摩藩岛津氏则可以了解琉球群岛。
1842年，中国士大夫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汇总当时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该书有很多不确之处，比如对西方政府体制的描述，但也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日本人对该书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于来自西方的挑战的担忧。不久，魏源这一著作的日本读者的人数就超过了中国人。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到达日本时，陪同他的美国官员很惊讶地发现，“锁国”中的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地理以及西方科学和工业的最新发展（比如蒸汽机）居然了如指掌。
魏源与《海国图志》
佩里及其舰队在1854年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后不久，日本领导人即认识到，长崎这个窗口可以提供的信息已无法满足其学习新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需求。
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于1856年7月抵达日本，那时的日本已经几个世纪没有遣使出访了。哈里斯抵日三个月后，一位幕府官员对他说：“我们很快就会造出你们那样的船只，到时我们就能以适当的方式访问美国了。”1857年底，幕府高官堀田正睦写道，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建立盟友，派遣船只与各国贸易，学习外国人最好的东西以补足我们的缺点，壮大国力。⋯⋯”中国的统治者则不认为自己有缺点，对学习西方也不热心。
堀田正睦（生于1810年8月30日，卒于1864年4月26日），他是江戸末期下总佐仓藩5代藩主。
19世纪60年代的转折点
19世纪60年代是发生根本变化的十年，塑造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以及两国的关系。中日都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并在不相往来两个世纪后重新恢复了官方接触。
1861年“同治中兴”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太平军正在失势，到了1864年则被彻底镇压。对于同治帝的新领导集团来说，这是一个遏止王朝衰弱、重建国力的机会。在日本，幕府将军于1868年被推翻，明治维新给了日本一个新的领导体系来应对难题。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响应西方挑战时应该优先做什么？对于这些，同治朝和明治维新的领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862年，在中日关系间断了两个世纪后，两国官员终于见面了。
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谈判的结果，是双方在19世纪70年代签署了一份正式条约，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对方国家建立了常驻公使馆。
东交民巷日本驻华公使馆大门
同治时期的儒学复兴和洋务运动
1861年，五岁的同治帝在父亲咸丰帝驾崩后即位。朝廷热切希望重建被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破坏殆尽的社会秩序。咸丰帝驾崩时年仅三十岁，被认为是一位失败的皇帝，留下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太平军败北为清朝提供了“中兴”的机会。
1875年，同治帝驾崩时年方十九，因此他从未掌握实权。真正掌权的是他的皇叔、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及其生母慈禧太后。慈禧进宫时是咸丰帝的嫔妃，诞下皇子载淳（同治）后成为最受宠爱的妃子。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立三岁的侄子载湉（光绪）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事实证明，慈禧太后非常善于管理朝政，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恭亲王和一些地方官员认识到，要对付洋人必须有新技能、新技术，包括新式船只和武器。但仍然有很多官员只专注于道德修养，认为这才是存续国祚之道。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与众多重臣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的本质，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的缺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重建传统文明的道德基础，重新确立科举考试的重要地位，取缔买官卖官的现象。慈禧太后很重视事物的象征意义，她认为兴建宏伟的园林可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年间，清漪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慈禧意图在原址重建一个庞大而富丽的新园林（即颐和园）。
1861年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致力于训练军队、建造军舰和制造武器。在恭亲王的支持下，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设立了武器制造厂。起初他们请外国工人帮忙建厂，后来在上海建立了江南制造局，到1871年江南制造局已能生产出来复枪。他们也在福州、上海和其他地方建立了造船局。到19世纪80年代，中国购买和制造船只的数目已经超过日本。1873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以便拥有为本国商人服务的的中国商业航运。慈禧太后一开始嫌火车过于吵闹而推迟了铁路的建造，但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铁路已经将港口城市与华东和华中的城市连在一起。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进行了。
中国最早通往开平煤矿的火车唐胥铁路
同治时期，清廷曾派出使节团出洋，以了解外国的发展情况，但不如日本于1871年至1873年间派出的岩仓使节团那么庞大而有系统。同治使节团回国后，也没能像岩仓使节团那样在规划和实施新的发展项目上扮演关键角色。平定太平天国的伟大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国藩曾与很多外国人合作过，中国利用这种对外联系获得洋务运动必需的制造技术和军事设施方面的信息。
学者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研究这一时期出洋的中国使节团，认为使节团成员对外联系广泛，其中有些人对他们所考察的科学与技术还有很深的理解。他们各自都努力地去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别。
岩仓使节团启航三年之前的1868年，清廷派出的蒲安臣使节团于5月到达美国。使节团延长了出使时间，访问了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在1870年10月回国前，还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派遣使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的外交方式，并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一位在中国深受尊重的美国人。1867年11月他刚卸任当了五年多的美国驻华公使一职，被清廷任命带领使节团出洋。蒲安臣使节团大约有三十位成员，包括两位资深的中方代表——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志刚是举人，孙家谷则出身进士，他们都是熟悉儒家经典的清廷官员。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还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1870年2月蒲安臣在旅途中死于肺炎，此后使团由志刚和孙家谷带领。蒲安臣使节团会见了包括俄国沙皇在内的多位国家元首、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旅居海外的中国人。
在欧洲，他们访问了工业基地、矿山和船坞，观察了蒸汽机以及电力的使用。从志刚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途中所见机器以及该新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具有深刻的理解。使团代表们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日记显示，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富有洞察力的问题。比如，他们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拥有崇高理想、在中国做好事的基督徒，会欺负加州矿山的华工、压迫殖民地的百姓？回国后，使团成员都写了出使报告和奏章。志刚日记中所写更为详尽，后日记以专书形式出版。
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1868—1870)期间志刚第一次参加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是书即为此次出使见闻纪录。书中记述了美、英、法、德、西、比、荷、丹、瑞典等国的国政民情、工艺制造等事，既多史料，又有个人见解，是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参考资料。“泰西”，犹言极西，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
一些参加使团的中国人对自己在西方观察到的事物评价正面，被保守派指责过分倾向外国习俗。但李鸿章等官员对使团成员报告反映的国外发展情况很感兴趣，鼓励他们对政治和经济事务进行更广泛的介绍。慈禧太后也亲自接见了一些使团成员，以了解外国时事。然而，一群身处高位、儒学根底深厚的保守派并不支持现代化，未曾落实出使者所提出的任何建议。岩仓使节团回国后领导了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和技术更新，而蒲安臣使节团成员却无法很好地利用他们所观察到的经验。
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木户孝允（参议）、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方（外务少辅）为副使，共48人，另有50多名留学生随行。这些成员都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主力军，大多为萨长藩的开明武士，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还都是维新三杰（另一人是西乡隆盛），后来他们归来战胜留守派，大力推进维新立宪，岩仓具视做了日本的太政大臣，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都做了日本首相。
当日本领导人致力于投资工业和基础设施之时，朝鲜和中国的统治者正在大兴土木，意图通过建造豪华建筑物来展示帝国的伟大，重振民族精神。在19世纪60年代，朝鲜对拥有约三百三十座建筑和近六千个房间的皇宫进行了大规模重建。与之相似，慈禧太后挪用了本可用于加强工业基础建设的资金，扩建并整修了北京的颐和园，包括一座大理石石舫。实际上，重建颐和园内这一昂贵的石舫的钱，本来是用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
北京颐和园石舫，又名清晏舫
李鸿章等官员相信，除了设立新的工厂、军工厂和船坞外，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需要根本性的改变。他鼓吹中国要像日本一样，送年轻人出国留学，而科举考试应该不限于文化领域，也要在技术领域进行。然而，李鸿章的建议未获采纳。通过洋务运动，中国在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1885年后，北京保守派官员对现代工业的支持减少了。中国在建设工业和制造武器上获得了很多成就，但未能像日本那样实行彻底的制度改革。
明治领袖鼓励留学与推动现代化
与清朝规模有限的洋务运动不同，明治日本在政治、社会组织、经济、教育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推行全面现代化。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马上在全日本引发了如何应对西方的讨论。到1861年，幕府将军得出结论：日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西方。来自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强藩的青年义士，愤于国耻，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聚会议事。1868年2月，以萨摩和长州藩兵为主力的几百名倒幕派青年武士从京都出发，东征江户的德川幕府。幕府重臣意识到他们已失去各藩支持，与倒幕派达成“无血开城”的协议，同意还政于明治天皇，以避免国家陷入毁灭性的长期内战。
明治天皇
1868年4月6日，十四个月前即位的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睦仁登上神道祭坛，率领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献祭。一名官员代表天皇宣读《五条御誓文》，表明“万机决于公论”，并将“广求知识于世界”。此后很多根本性的变化均以天皇名义发布。1869年，天皇在列队的簇拥下从京都迁往东京，东京正式成为新首都。
五条御誓文（五箇条の御誓文，ごかじょうのごせいもん）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4年阴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针，堂堂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
发动维新的武士们同意，为保存日本，不仅要依据新的国家行政机构废藩置县，而且要正式废除赋予武士特权地位的等级制度。1871年废止藩地，由东京直接控制的府县取而代之。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制度也被废除，武士不准再佩戴代表特权身份的刀剑。明治维新最初几年，武士还可以获得俸禄，不久俸禄停发，以现金或债券的方式一次性偿清。天皇诏令拥有的政治合法性，使日本在没有引发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垂死一搏的1877年萨摩叛乱（即西南战争）也很快被镇压了。1869年，天皇御所搬到东京。到1877年，所有政府部门和外国公使馆都在东京落脚。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日本向外国学习的规模远超中国，他们利用海外考察团的方式在明治时期的领袖中建立了共识，其中岩仓使节团尤为重要。早在1860年，幕府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使节团前往美国。但在1868年，新的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规划规模更大的海外考察团，即岩仓使节团。
使节团由岩仓具视率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担任副使。当其回国之时，一般认为他们会在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角色，结果也的确如此。使节团正式出发前，曾先行派人考察美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东南亚以及中国，以作准备。岩仓使节团于1871年12月出发，访问了十五个国家，于1873年9月回到日本。除了会见各国政要以及学习访问各国的政府体制外，考察团分成多个专业小组，分别学习工厂、矿山、港口、铁路、研究中心、实验农业站、大学、中小学、军事基地和兵工厂的发展。一个国家派如此多的年轻官员，对其他国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考察，可谓前无古人。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岩仓使节团到达时已是同治朝末期。使节团成员在上海待了不到三天，当地最高级别的官员陈福勋准备了精致的接风宴。自1862年“千岁丸”之行后，日本官员陆续访问上海，因而此次在上海的见闻并未给岩仓使节团成员带来太大的震撼。相反，看过工业化给欧美带来的奇迹后，这些访问者对中国落后的程度大感吃惊。使节团的主要行程记录者久米邦武记载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下水不通，溲溺漂流。其内居民，居止恬然。” 久米知道日本人基于过去的印象，对中国人的教养保有美好的幻想，他试图纠正国人的观念：日本人“想象支那人皆文墨品藻之士，现对彼地所获之古董、书画、诗文仍持贵重崇尚之习惯。⋯⋯抑清国之学，不振已久，虽高名之士，其才艺未必尽足贵，况坊间之俗诗书古董。”
1850年代的外滩。1862年（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六日）上午，一艘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米字旗，后桅才是日章旗的商船驶入了黄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艘名为“千岁丸”的商船，成为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而这艘船上的乘客也留下了堪称丰富的文字记录，使得后人得以一窥当时日本人对上海及中国的看法。
在唐朝，日本人能从中国学习的东西不胜枚举；但到1873年，岩仓使节团成员感到中国能让他们学习的地方乏善可陈。很多成员仍然希望中国、日本和朝鲜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有些成员已开始怀疑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中国落后如此之多，又如此混乱，既缺乏响应西方的有效策略，也没有英明的领袖。和搭乘“千岁丸”访问上海的日本官员一样，岩仓使节团成员对赤贫的中国百姓表示深刻的同情。这是一种因为共享同一种文化所产生的亲情，是对伟大的中国文明在19世纪遭遇不幸的感伤，也是希望中国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期许。
使节团回到日本时，编修官久米邦武将其出使日志的笔记编为五册，报告岩仓使节团成员考察所学。这五卷笔记成为讨论日本该引进何种变革的基础读物之一，此后陆续编纂的有关此次考察的书籍则被用作制订工业政策的指南。日本还增派更多的考察员出国，对某些议题进行更专业的学习。
久米邦武，1871年随岩仓使团赴欧美考察，1878年出版《美欧回览实记》5册100卷。
使节团成员坚信，要将现代化带到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旅途中，他们有机会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变革对日本是合适的。关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改革计划，他们在回国前已经开始达成共识。回国后，使节团成员在政府中被委以要职，得以着手策划建设现代国家所需的机构和项目。他们就具体议题而言分歧众多，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相关议题形成如此深入和广泛的共识。
明治天皇当政时，中朝两国也和日本一样，均由年幼的皇帝统治，但他们中没有谁在成年后能获得明治天皇那样的权威。在中国，同治帝在五岁时登基（光绪帝四岁登基），但在他亲政后权力仍掌握在母后慈禧手中，而慈禧及其幕僚反对彻底重组政府。1863年，十一岁的朝鲜高宗即位，其父大院君仍然在世并手握大权。1873年后，高宗与闵妃（即明成皇后）及闵氏家族暂时将大院君边缘化，但保守派的大院君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在日本，年青武士们受岩仓使节团途中所见之启发，以天皇的名义大胆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868年，资深顾问们开始辅佐明治天皇，为其成年后代表日本最高权威从容地应对各种问题做好准备。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
本文摘自傅高义著《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第3章：应对西方挑战与重建中日关系（1839–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