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真实的28年
自1986年解秘以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对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28年，还是存在不少误读。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20周年，关于邓稼先的报道又多了起来。对于那28年，有些媒体是这样写的：“邓稼先与妻子分开28年，没有和妻子通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写过一封信。”“整整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夫人许鹿希无怨无悔痴情等待。”“许鹿希在家苦等28年后，才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邓稼先，最终等来的却是离别。”
从1958年8月，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团队，到1986年7月，邓稼先在北京301医院去世，整整28年。对邓稼先来说，这是隐姓埋名、夙兴夜寐的28年，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交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工作，更不能说在做什么。夫人许鹿希工作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领导，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是在追悼会第二天的报纸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稼先彻底断绝了亲属联系。真实情况是，虽然他长期在西部基地工作，但只要回北京开会或者中央领导召见，他都能和家人团聚。28年间，他亲手料理了父母亲的后事，前后共花三个月辅导一双儿女参加高考，赴内蒙古看望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女儿，星期天还经常到岳父母家吃午饭……
今年60岁的许进先生，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他的祖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是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许进的姑姑就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他从小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经常见到邓稼先，并一起聊天。
如今，许鹿希先生已经年逾九旬，因患有哮喘，将近十年没有下楼，也极少见外人。近年来，许进自告奋勇承担了接待媒体采访的任务。关于姑爹的有些问题，他还会当面或微信跟姑姑沟通后再答复。
在许进看来，那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应该得到纠正，需要向社会讲述更真实的故事，还原那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真实的邓稼先：这是一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的常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邓稼先和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内心世界。
今年国庆70周年群众游行的“致敬方阵”中，许进举着祖父许德珩的荣誉牌。（受访者提供）
人物档案
许进：1959年11月生于北京。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北京第二十二中学教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大筑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邓许联姻的原委
高渊：邓稼先和你姑姑许鹿希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许进：邓家和许家是世交。解放前，我祖父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两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小时候就见过，可谓两小无猜。时隔多年后，他们再次相会在北大，是师生关系。那是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4岁，刚考进北大医学院，她那个班级的物理实验课是邓稼先教的。
那时候，邓稼先有两个在北大相遇的学生，跟他之后的人生关系重大。一个是我姑姑，后来成了他妻子；另一个是于敏，后来成为亲密的同事，也是“两弹一星”科技功臣，还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和“共和国奖章”。
高渊：对于这桩婚事，双方家庭支持吗？
许进：邓稼先的大姐夫是郑华炽，曾任北大教务长、物理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邻居，都住在北京府学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一个大院子里住了20多位教授。他大姐邓仲先常夸奖许鹿希聪明好学，还把邓稼先介绍给我祖母。其实，我爷爷奶奶都记得，邓稼先小时候特别顽皮，有一次他们去邓家串门，邓稼先一边在自家门框上荡秋千，一边向他父母报告来客人了，这场景让他们印象深刻。
对这桩婚事，两家都很积极。1952年，我姑姑从北医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邓稼先29岁，我姑姑25岁，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
高渊：当时邓稼先已经在中科院工作了？
许进：对，他是1950年秋天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在这之前，1948年10月他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他只有西南联大学士学位，但直接攻读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时间，就在1950年8月20日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研究工作，这对于一个有志于科研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邓稼先归国心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在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那次，钱学森也想搭乘这艘轮船回国，行李都已经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来。同船回国的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我祖母劳君展的侄女劳远琇，她后来是北京协和医院著名眼科专家。
高渊：他回国之初那几年，工作生活还顺利吗？
许进：那时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幸福。当时他们住在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医上班，路挺远的。邓稼先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有时候两人也会漫步在无人的小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们先后有了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志平。听我姑姑说，邓稼先每天一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们反复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们住的楼房周围一片空旷，他就经常和儿子在家里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谁甩得远，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担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后升为副研究员，所长是彭桓武教授。邓稼先原来是九三学社社员，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当时学术秘书是钱三强教授。可以说，工作上也是一帆风顺。
1962年，邓稼先全家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受访者提供）
音讯全无是讹传
高渊：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许进：那是1958年8月，新中国成立快9年了，邓稼先34岁。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了办公室。他们彼此很熟悉，但钱三强讲话还是先绕了点弯子。他说，国家准备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听到“大炮仗”，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弹，他只问了一句：“我能行吗？”钱三强就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详细跟他说了，邓稼先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高渊：为什么邓稼先对“大炮仗”这么敏感？
许进：因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他所在的近代物理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建国初期，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时，一场朝鲜战争让我们吃了技术装备落后的苦头，一些美军军官甚至提议用小型原子弹或核大炮攻击中国。
1951年10月，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带口信给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居里夫人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放射性镭交给杨承宗，让他带回中国。
1955年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起步。三年后，中央专门组建了组织领导核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高渊：他那天回家是怎么跟你姑姑说的？
许进：我姑姑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但因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还是亮的。他一反常态，晚饭时没有喝酒，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姑姑就问他是不是有啥事，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要调动工作了。但具体到哪里、干什么都不能说，只说以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我姑姑当时心里想：难道是被派到敌人窝里去了？
那年，我姑姑30岁。她明白，以后需要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病的公公和婆婆，还有自己的事业。她没再问，只是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后，邓稼先带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
高渊：有不少报道说，从1958年起，邓稼先夫妇一别就是28年，等再次相见，已是1986年邓稼先病重之时。这属实吗？
许进：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那28年他们确实聚少离多，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会回北京，或者开会，或者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当然，因为原子弹研究工作是绝密的，邓稼先必须从此隐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联系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就必须遵守保密纪律，个人的言行等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保密规定，但他回京时和家人团聚是没有问题的。
1966年国庆节，邓稼先（右）与钱学森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受访者提供）
核爆后千里探母
高渊：邓稼先去了哪个部门？
许进：二机部九局，后来改称九院，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院。他是第一批报到的，连他一共三个人。1958年，九院还没房子，就在北京北郊划了一大块高粱地，他们自己动手挑土、平地。不久后，九院就搬到青海的荒漠里去了。
其实他刚去的时候，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当时，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紧接着又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有200多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但苏联方面对此事能拖则拖，没过多久，苏联就中断援助并撤出了全部专家。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刘杰副部长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高渊：当时，邓稼先的担子有多重？
许进：他一去九院就担任理论部主任。对于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刘杰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简而言之，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同样是领军人物，奥本海默在美国受命时38岁，但已经是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受命时34岁，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而且，奥本海默团队集结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而邓稼先一开始只领导了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高渊：他那时候状态怎么样？
许进：九院搬出北京前，邓稼先还是每天回家的。他本来很开朗，但那段时间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家里原来晚间的欢乐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看上去闭着眼睛睡着了，但我姑姑知道他没睡着，脑子里还在思考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是他特有的习惯。
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听音乐。以前他最爱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坐在晒台上，改听命运交响曲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上下班喜欢骑自行车，后来有一天院领导突然叫住他说，老邓，以后不准你骑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高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比周总理提出的8年搞出原子弹，要整整提前了3年。
许进：对，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爆炸的。就在1964年八九月份，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有消息说，在中国核试验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和苏联可能联手采取行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
当时只是传言，邓稼先去世后，我姑姑曾致信国防部长张爱萍询问此事，他是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回信说，在1962年到1963年，就有情报说美国可能破坏我们兰州的核燃料工厂，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刻撤到西南山岳地带，二是加速兰州厂的建设，因为已经快建成了，中央最终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后来因为总统肯尼迪遇刺，美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爱萍在信中还说，对于核爆炸前夕经常掠过的侦查卫星，周总理直接打电话要求尽可能隐蔽，他也频繁致电总理，汇报核试验场的一切情况。
高渊：邓稼先后来有没有跟你们说起，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心情？
许进：他还来不及庆祝，正在判读各种实验数据的时候，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突然递给他一张回北京的机票，轻声说：“你母亲病危。”
这时候，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一辆加足油的吉普车，并特地配备了两名司机轮流开车，星夜把他送到乌鲁木齐机场。等他飞抵北京，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等在机场，直接带他到了医院。
邓稼先和母亲感情很深，小时候他特别顽皮，打翻过茶馆的大理石桌面，还掉到过北海的冰窟窿里，母亲都没舍得打。等他到了病房，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因为哮喘肺炎发展到肺不张，动了手术也没用。但她弥留不去，终于等到了见儿子一面。
从未舍弃的亲情
高渊：邓稼先千里探母，说明不仅他自己没有因为工作而抛弃亲情，而且组织上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是绝密工作，而让他断绝与亲属的往来，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探亲行程。
许进：不仅他母亲去世是这样，他父亲去世时他也在身边。1973年5月，他父亲邓以蛰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一生平稳幸福。追悼会后，邓稼先作为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走在家属行列的最前面。
高渊：他对自己的子女关心吗？
许进：他虽然长年不在北京，但把子女时刻放在心上。一开始，我姑姑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但“文革”开始后，她因为担任北医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天津茶淀农场劳动。她一走，这个家就散了。女儿邓志典还不到15岁时，就去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生产建设兵团。有一次，邓稼先从西北基地回到北京，妻子和女儿都已不在家了，他把住在爷爷家的儿子邓志平接回来，父子俩在家里的晒台上站了好久。
那时候，邓稼先特别想念女儿。邓志典小时候生病，邓稼先为她输过血，感情特别深。据说他在基地看到牛羊走过，就会想起在内蒙牧区的女儿。他终于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顺路去了乌拉特前旗。女儿比以前更懂事了，但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连队的粮食吃完了，女儿曾连吃一个星期的野菜糠窝头，还要干挖水渠之类的重活。看着女儿原先乌黑浓密的头发变得细黄，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带去的肉罐头，邓稼先很心酸。
我的大姐当时和邓志典在一个团的两个连，走路要一小时。我和我母亲也去看望过她们，印象最深的是县城只有一个饭馆，在泥堆上放块木板就算桌子，热菜只有一个肉末豆腐，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肉，根本咬不动。我母亲给她们每人带了一些猪油，让她们吃窝头的时候，可以偷偷蘸一下猪油。
高渊：后来邓志典是怎么回北京的？
许进：邓志典是因为患青光眼病退回北京的。她先到北京一家皮箱厂当工人，一干就是4年。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机会终于来了。但问题是，她这么小就去了兵团，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请的补课老师觉得起点太低没法补。
这时候，邓稼先正好有工作要在北京待3个月，他就亲自上阵了。但他发现，买不到教科书。我奶奶劳君展知道了，就送来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她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工作过。她和同去法国的严济慈和她闺蜜魏璧等人，合作翻译了法国的高等数学教程，她负责其中的微积分部分。
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连说这本教材好。那时候，他们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三四点。邓志平也一起复习迎考，他是高中毕业，起点比姐姐高了不少。但姐弟俩遇到问题，更喜欢去请教邻居于敏，他们觉得于敏叔叔讲得更加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
就这样苦战几个月，1978年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高渊：邓稼先跟他岳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来往多吗？
许进：他们常来常往的。邓稼先只要在北京，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我们家吃午饭。邓稼先家在北三环外面，我们家在景山。通常他们一家会先到王府井，他要去外文书店看看有没有需要的物理方面原版书，逛完书店再坐车到我们家来吃午饭。吃完饭，我祖父母回房间午睡，我们会在客厅聊会儿天，他们再回去。
高渊：你们一般聊什么？
许进：什么都聊，但邓稼先绝对不谈工作。只有一次，他忽然跟我们说，他工作的地方条件太艰苦了，他还可以吃小灶，能买到好烟好酒，但那些同事们更艰苦，而且他们的孩子很难考上好的大学。那时候已经恢复高考了，所以他有这种感慨。他说，他们的父母已经跟着我为国家奉献了一生，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接着奉献啊。
1986年2月，邓稼先、许鹿希夫妇摄于北京颐和园。（受访者提供）
等座吃饭的乐趣
高渊：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有什么生活爱好？
许进：他爱好很多，喝酒喜欢五粮液，抽烟抽中华，刷牙要用美加净牙膏。他爱买书，爱看电影，常游泳、打乒乓，酷爱京剧，还喜欢下馆子。他非常热爱生活，但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更不摆谱。有了好东西，也喜欢和同事们一起分享。
高渊：他每次来吃午饭，都会喝点酒吗？
许进：因为我祖父不喝酒，每次午饭都是我父亲陪他喝点，但我从没见他喝多。邓稼先喜欢喝酒可能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据说他每次回他父母家，都要陪着邓以蛰教授喝一杯。他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大工作的第一个月，用全部工资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孝敬了父亲。
高渊：邓稼先对吃饭讲究吗？
许进：他很喜欢吃对虾，我祖母一般都会为他准备一份。吃完后，他还会把剩下的虾油送到厨房，请大师傅用虾油蒸一碗鸡蛋羹。
他喜欢下馆子的习惯也是受他父亲影响。有一次，我们全家等他们来吃午饭，结果他们姗姗来迟，说已经在外面吃过了。邓志典跟我祖母说，姥姥，刚才我爸带着我们在饭馆里排队吃饭，我们是等在吃饭的人身后，等人家吃完我们就坐上去。我祖母笑着说，家里做好了饭你们不吃，干嘛非要在外面排队吃？
其实我们也明白，是邓稼先想带着家人享受一下小家庭的生活。那时候顾客多、饭店少，吃饭往往需要等座，邓稼先还跟我们交流等座经验：“要先判断哪桌菜快上齐了，还要注意他们是不是拼桌，然后就等在这桌人的后面。”
高渊：他有时间看京剧吗？
许进：他看戏有个特点，一般不会提前买票。因为他回北京主要是开会或者见领导，说回基地就要回去的。但他只要晚上有空，就会想着去看场京剧。他在剧场门口，一手举着钱，一边用标准的京腔问：“有富余票吗？”
戏迷们管这叫“钓票”。于敏也爱看京剧，但他不好意思去“钓票”。邓稼先不管这个，他还向于敏传授心得，如何从来人的脚步和眼神判断对方是否想退票。
高渊：他外出有人随行吗？
许进：他当了九院副院长、院长后，出来会带个警卫员，包括来我们家吃饭也是这样。但他很少用公车，有时候会带着警卫员坐公交车。
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佩戴全国劳动模范奖章摄于北京301医院。（受访者提供）
邓稼先和夫人许鹿希合影。
“福将”如何炼成
高渊：在你的印象中，邓稼先是怎样的性格？
许进：他的性格非常随和，而我姑姑脾气比较急，这点像我祖父。每次在家里聊天，他都很喜欢听我们讲讲社会上的新闻，他觉得挺新鲜，很感兴趣，他自己说得很少。但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曾经一个人喝了一瓶五粮液，喝醉了。
高渊： 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吗？
许进： 在1986年前我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了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他有一次说：“别人都管我叫福将，因为我是生在甲子年，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叫我福将。”但在“福将”背后，有谁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受到了多大剂量的辐射？
核试验起爆时刻，干这行的人把它称作零时。核爆零时前，需要技术负责人签字确认，这是一副千钧重担。邓稼先每次签字后，都会出现一小段时间浑身冰凉，这是一种煎熬。他曾开玩笑说，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高渊：听说干这行的人，把受辐射称为“吃剂量”。邓稼先吃过最大的剂量是哪一次？
许进：邓稼先和放射性物质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经常出入车间，有一次开密封罐查看测试结果，原有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的放射，邓稼先他们一下子受到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但他自己没太在意。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军工事业受“文革”的严重破坏，降落伞质量不过关，高空投弹后伞没打开，导致核弹直接摔在地上，没有出现蘑菇云。指挥部派出100多名防化兵，也没能找回核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邓稼先不顾劝阻决定自己去。
在进入事故核心区前，他要求所有人退后，一个人冲进去，弯着腰在戈壁滩上寻找，终于找到了核弹碎片。这次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辐射，对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无法补救的。
高渊：那次事故后，邓稼先身体状况变化明显吗？
许进：那之后没几天，他回到北京检查，医生说他几乎所有化验指标都不正常。1980年后，他衰老得很明显，头发白了，工作疲劳也不易消除。有时候开着会，他会突然心跳加快，还会非常怕冷。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又一次核试验临近时，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邓稼先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亲自到井口检查，迅速排除了故障。核试验成功后，他很兴奋，精神一下子松弛下来，只喝了一口酒，就晕倒在地。医生护士赶过来，发现他脉搏微弱，血压几乎测不到，整整抢救了一整夜，他才醒过来。
高渊：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是什么时候？
许进：是1984年底，他60岁，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那次是试验第二代核武器，跟老一代核武器相比，第二代核武器在高空爆炸后，在保持生物杀伤力的同时，对物质环境的破坏较小，没有明显的放射性沉降，所以比较干净。
那次试验成功，让邓稼先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事业的第三个里程碑。1986年8月，他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发文称：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9年7月，在邓稼先去世三年后，我国政府为这次核试验成功颁给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奖项为：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奖金1000元，我姑姑捐给了九院的“邓稼先青年科技奖励基金”。
1981年，邓稼先摄于杭州西泠印社邓石如塑像前。（受访者提供）
1981年，邓稼先与同事徐志磊摄于杭州岳王庙。（受访者提供）
杨振宁的热泪
高渊：你祖父母喜欢这个女婿吗？
许进：他们当面管他叫“稼先”，但两人自己聊天的时候，他们管我姑姑叫“希希”，管我爸爸叫“罗罗”，这都是他们的小名，而管邓稼先叫“邓孩子”。在他们心目中，邓稼先跟自己的子女是一样亲的。
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时，我祖父已经96岁高龄，正住在医院。他得知这个消息涕泪交流，写下了8个字：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高渊：你怎么看待邓稼先和你姑姑的感情？
许进：他们的感情非常好。1958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办公室就答应去研制核武器，他心里很清楚以后很难再管这个家，但他没说要回家跟我姑姑商量一下。如果不是他对我姑姑充分信任的话，他不会就这么贸然答应。
我姑姑现在还住在他们当年的老房子里，北太平庄的一套老三居室，家里陈设和我姑父在的时候完全一样。
高渊：邓志典和邓志平姐弟近况怎样？
许进：邓志典在1985年去美国学习，后来就生活在美国。出国前，邓稼先专门跟她聊了一下《走向深渊》这部电影，电影讲的是一个在非洲做机密工作的工程师的爱人去欧洲学习，被情报机关引诱窃密的故事。邓志典一听就明白了。
1986年7月，邓稼先病危时，组织上为邓志典买好回国机票，让她赶回来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邓志平现在就住在我姑姑家旁边的楼里，他们夫妇每天都会去照顾我姑姑。
高渊：邓稼先还有一位老朋友杨振宁，1971年，他获诺贝尔奖后首次回国，曾无意中帮助邓稼先脱离困境？
许进：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时就是好朋友，后来在西南联大再度相逢，杨振宁高两级，邓稼先称他是自己的课外老师。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留学时，一度生活拮据，每顿饭只能吃几片面包加一点香肠，杨振宁曾多次接济他。
1971年夏天，杨振宁回国后，开列了一张朋友名单，第一个想见的就是邓稼先。这无意中帮助了邓稼先，因为当时他和一批高级专家被集中在青海一个基地办学习班。最严的时候没有行动自由，门外有人守着，吃饭由别人送进来。名单上报中央后，邓稼先立即被周总理召回北京见客。
高渊：那次见面后，杨振宁还被邓稼先感动哭了？
许进：他们在北京见面时，杨振宁没问他在哪里工作，具体做什么。但还是没忍住，他问起一个中文名叫寒春的美国人，是否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邓稼先欲言又止。面对老朋友的询问，他不愿意撒谎说不知道。但是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会暴露他参加原子弹研制的身份，违反保密纪律。邓稼先马上将这件事向上级报告。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邓稼先：“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邓稼先马上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派人乘飞机送到上海。在上海市领导举行的饯行宴会上，杨振宁接到了这信封。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当看到邓稼先写的“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段话时，杨振宁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不得不起身离席到洗手间去宣泄一下感情。
高渊：邓稼先病重后，杨振宁也曾多次去探望？
许进：1985年夏天，邓稼先查出直肠癌晚期，363天后去世。他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去探望，相谈甚欢。他去世后，杨振宁还去了八宝山祭奠。我姑姑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交给他，说这是邓稼先嘱咐留给他的，里面是安徽出产的文房四宝，是邓杨两位共同的家乡特产。
我姑姑曾跟杨教授说，中国在核武器研制上花的钱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振宁默默地摇摇头，轻声说，如果从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
高渊：杨振宁怎么评价邓稼先？
许进：他跟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奥本海默曾共事多年，在他看来，奥本海默是个锋芒毕露的人，而邓稼先恰恰相反，非常忠厚平实，一个“纯”字就能代表他的性格。杨振宁说，如果邓稼先是美国人，他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如果奥本海默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所以他特别佩服钱三强和葛若夫斯，因为他们两位有识人之才，分别选择了邓稼先和奥本海默作为各自国家的核武器研究领导者。
1949年，邓稼先（左）与杨振宁胞弟杨振平在美国芝加哥玩弹球。（杨振宁摄，受访者提供）
最后一次核试
高渊：还有一位必须再次提起的人，是今年年初刚去世的于敏。邓稼先的人生最后时刻，他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建议书，联合署名者就是于敏。
许进：对，这是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重要合作。上世纪60年代，在基本完成原子弹理论研究后，九院理论部的重心转向了氢弹。当时，黄祖洽、周光召和于敏三人领导的团队，分别拿出了三个研制氢弹可能途径。于敏还率人前往上海，用那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演算。紧接着，邓稼先也率团队赶到上海，他们晚上就睡在机房的地板上。
最终，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了于敏的方案，国外把中国的氢弹研究方案称为“邓-于方案”。后来新一代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也是由他们两位牵头的。
邓稼先和于敏。（央视截图）
高渊：所以很多人说，邓稼先和于敏是黄金组合。
许进：当时他们基地的氛围很好，有些人喜欢给领导起外号。邓稼先中年时体型比较壮实，而且脸方显大，就管他叫“胖子”。于敏很早就谢顶了，他的外号是“秃子”。基地的人说，如果看到“胖子”和“秃子”紧着在一起忙活，那就是核弹又要响了。
高渊：那份最后的建议书具体说什么？
许进：查出癌症后，邓稼先是在1985年8月10日动的手术。手术后没几天，他就要来一大堆书籍材料，还把病房变成会议室，约同事们来商量。他心里放不下的，就是要赶紧向中央提交一份建议书。
当时全球核武器发展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苏英三个核大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他们无需再在空中或地下进行核爆炸，只要在计算机上就能取得核试验数据。这时候，他们就想禁止别国进行核试验，以此保持自己核强国地位。
而当时，中国的核事业处于十分敏感的阶段，一旦受干扰而停滞，可能就会功亏一篑。那份建议书的主旨，就是要争取时机加快发展，为中国核武器试验订出了十年目标计划，同时在实现途径和措施上作了非常详细的安排。
到了1986年3月，建议书终于完成。邓稼先在病床上把它交给我姑姑，让她赶紧送走，只嘱咐了一句：“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高渊：后来事态的发展，跟这份建议书的内容吻合吗？
许进：邓稼先去世后的十年，中国又进行了13次核试验。于敏等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在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当天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宣布从第二天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一个多月后，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日子，是很有意味的。
高渊：这个日子的深意在哪里？
许进：1996年7月29日，正是邓稼先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日。这是当时高层特意选定的日子，就是要让人们永远铭记邓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稼先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卓越的战略家。
（文丨上观新闻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