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戈德曼对中国的认识本可以更深刻，但可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周，《观方翻译》的最新作品——瑞士《世界周报》10月16日对美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乐评人大卫·保罗·戈德曼的采访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和议论。译者Kris介绍说，戈德曼是香港英语媒体《亚洲时报》的联合拥有者，时常以“斯宾格勒”为笔名对西方危机大声疾呼（其笔名取自《西方的没落》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译者翻译此文意在呈现一个有意思的视角，展现一个聪明、体面的对手如何看待中国。

在如何看待中国这方面，戈德曼算是个聪明人，此篇采访中他谈到了中美贸易战、华为公司、5G和量子通信，还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体制、中国的战略和军事能力，也讲了中国的弱点和问题，观点不俗。

戈德曼也的确称得上是个“体面的对手”，他的一些断言，诸如“他们（中国人）想让所有人向中华帝国交租。”（They want to hav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pay rent to the Chinese Empire.）、“中共就是中国古代官吏体制的化身，而中国自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以来一直接受这套体制的统治。”（I se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simply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the Mandarin administrative cast which has ruled China since it was unifi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之类，正确与否另说，至少不是平庸的观察家能够说出来的。

但是也仅此而已。再聪明、再体面，戈德曼也还是“西媒中人”，现实是：在西媒中大受欢迎的评论家，不太可能同时也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两个角色在根本上互斥，个中原因就不必说了。

所以，戈德曼此番言论，最多也就是说对了一部分，而另有很多地方还是完全说错了。

在中国体制问题上的对与错

与大多数毫无历史感、不懂何为大国、随意针对中国评头品足的西媒评论家们有所不同，戈德曼懂得“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和突变。这是他最正确的地方。所以他会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邪恶的政府压迫着善良的人民。无论是通过什么阅读途径，他形成了“三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一直在相互塑造”这个认识。而通过这个认识，他至少是触摸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独特的“家-国-天下”这一观念结构，也应该因此而能意识到在西方文明中没有这个结构，当然也就没有发生过政府与人民相互塑造的类似演进历史。

按说，从这里出发他应该得出更深刻一些的认识，例如中国一旦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目标一致、上下同心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再例如中国一旦将世界重新视为天下而不是列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全球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显然不具备这种思想穿透能力，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立场让他在接近真理之前又屡屡落入谬误的泥潭。

例如下面这段话即充满了逻辑混乱和认知错误：

事实上，西方最接近中国体制的机构是西西里黑手党。它里面得有个capo di tutti capi（头领中的头领），只要有他坐镇小头目们就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自相残杀，因为他们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政府。他们忠于家族。所以皇帝是一种必要的恶。民主体制里面最根本的东西是公共信任和个体行事优先（subsidiarity）原则，而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

戈德曼不明白，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所谓“公共信任和个体行事优先原则”（public trust and subsidiarity），放在中国政治哲学当中，只能归类在先秦时期的“城邦政治”范畴之内，属于一种只在很小的自主政体、很特殊的市民群体当中流行的正统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并不是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对这些概念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这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是完全过时的。从城邦国家到领土国家，从领土国家再到天下国家，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五百年，中国人就已经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国家兼并完成了这些主要的文明演化。

戈德曼不大可能熟读中国从西周到秦汉的这段历史，所以不大可能明白从城邦政治到天下政治这之间的跨越需要解决多少重大问题。他以西方文明为标准轻率地认为中国人“没有那种奥古斯丁式的共同的爱”、“没有亚里士多德那种政治友谊的概念”，同时又认为中国体制类似于西西里的黑手党，中国社会具有意大利南部“非道德的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这听起来很荒诞，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拿来用于衡量中国的这些西方概念，起源地竟没能超出地中海北岸几个小城邦的历史和地理范围，对应到中国，大概只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齐、鲁、卫、宋这几个老贵族诸侯国的时期。

中国历史的演进具有迭代性，城邦国家的贵族政治自秦汉之后就基本让位于天下政治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即使出现过的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类似的“西方概念”，也很快就大浪淘沙，在新的现实政治中失去其历史借鉴意义了。公元前719年，姬姓贵族国家卫国发生了一起政变，国人群起共同拒绝弑君自立的新君（州吁收聚卫亡人袭杀桓公，自立为卫君），另行拥戴国人接受的王位继承人（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按古希腊的政治理论，这算得上是一次“古典民主”的政治实践了，比公元前510年雅典人大起义推翻僭主喜帕恰斯兄弟还要早两个世纪。然而，关于古希腊民主的古今真假文献汗牛充栋，而关于卫国民主的历史记录却未能传世，关于当时的卫国人是如何集体协商、形成共识并最终采取政变行动的，没见到较为完整的历史文献。原因方方面面，但有一点需要认识到：这种局限于小国寡民的政治实践，随着大型领土国家的出现很快便过时了，各国的史官们都开始心怀天下，没兴趣再记录这些“小事”了。

秦朝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中国的疆域就已广达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几个意大利半岛或二十几个希腊半岛，从此以后的中国政治就进入了天下政治时代，就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或西西里岛的政治现实所能涵盖的了。

不仅如此，秦朝时期的中国还只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疆域范围，此后的中国又先后扩大到了东北的“森林文化圈”、北方的“草原文化圈”、西北的“西域文化圈”、西南的“高原文化圈”和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圈”，各自也都有三百万平方公里左右，天下政治的覆盖范围在清朝中期“太平一统之盛”时期曾达到138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众多异质文化和不同民族，这是源于古代城邦政治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所能把握的吗？

戈德曼值得肯定，因为他多少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当他声称“历史上中国疆域内集结了许多民族、许多语言，它们之间差异非常大。中华帝国通过官吏体制从各省招募最聪明的人，使他们的利益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以此维系整个国家”（China has always been a very disparate set of ethnicities and languages, and so forth. What holds it together is that the Chinese Empire has recruited, through the Mandarin system, the cleverest people from the provinces and aligned their interests with the center.）时，很像是半个“中国通”；但他毕竟不是，作为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他摆脱不了俗套。他不明白的是，试图拿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意大利西西里这几把小尺子来度量中国这个巨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正解。

在中国长期战略问题上的对与错

戈德曼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1258年蒙古人对巴格达的围攻和征服，这就近乎于胡扯了。今日美国这个横行全球、到处行使“世界警察”职能的超级大国，与13世纪和平繁荣的巴格达城并无任何相像之处；而今日中国这个仍在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进行着艰苦努力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当时几乎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的蒙古大军没有什么共同点。

至于戈德曼所说的蒙古人雇佣了上千名中国攻城工程师三周内突破了12英尺厚的巴格达城墙这个“史实”，不知道是否确有历史证据，凭常识判断，即使当时真有一批攻城工程师，以13世纪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他们不大可能清楚地区别出这些替蒙古人打仗的亚洲人到底是当时的宋朝人、契丹人、西夏人还是花拉子模等其他中亚地区的人，无法断定就是“中国攻城工程师”；另外，其时进攻西亚的军队首领是蒙哥的五弟旭烈兀和大将怯的不花，这支蒙古大军从中亚到西亚一路破城无数、行如闪电，是否专有来自中国的攻城工程师队伍一直跟随，大可怀疑。如果以上几点都不成立，那么可以说戈德曼的这个对比并不是在提供新颖的洞见，而是在制造古老的恐惧——“黄祸论”。

今年漫威推出的首位华裔超级英雄，其父亲就是西方“黄祸论”的代表形象傅满洲

戈德曼将华为公司比作攻城的先锋（Huawei very much is the spearhead），他的意思似乎是，历史上令欧洲人战栗的“黄祸”如今拥有了更加无法抵挡的技术，今日西方的危机比13世纪时的欧洲更为深重。

但是，无论戈德曼的历史对比如何耸人听闻，他仍然找不到切实的证据将今日中国定性为与中古时期的蒙古和近代以来的俄国类似的扩张主义国家。他承认，“中国不是苏联”，他很肯定，中国军事战略的核心仅限于控制国境线，“除了维护领土完整之外，他们对其他东西没有表现出兴趣”（But apart from that, they’ve shown no interest），所以他相信中美不会发生军事对抗。

在论及中国的军事能力时，他比较了中美两国军队的单兵装备，认为美国步兵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单兵装备的花费是中国的十几倍，而且美国还有强大的空运能力，可以进行远距离兵力投送；相比之下，“中国陆军装备和作训水平还比较落后”（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fantry is one of the most poorly-equipped and badly trained in the world.），强项主要在导弹、卫星、潜艇等方面。这个对比恰好也说明了中国军队是防御型的，而美军是侵略型的；因为频繁侵入到他国的国土上、经常身处于他国军民重重包围之中的步兵，不得不将自己用整套的先进装备武装起来；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中国军队，则是以发展威慑性的、具有强大反击能力的武器装备为主。这一点戈德曼应该心知肚明，但他却也没有表达出来，美国的好战和侵略成性是西方媒体人的集体禁忌，永远不能坦白直说。

于是，戈德曼的论述逻辑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如果美国也是爱好和平的，甚至像是1258年的巴格达城一样是被动防御的，而中国又从来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那么到底谁是蒙古人呢？“黄祸”到底从何而来呢？大家都在紧张什么呢？

正是由于这个逻辑困境，戈德曼在被问到中国的大战略到底是什么、中国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时又开始信口开河了。他的如下回答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中国）他们想让所有人向中华帝国交租。他们想控制关键技术、金融和物流，让大家都依赖他们。基本上，就等于把其他人变成佃农。

这个令人惊讶的回答，除了说明他对于中国还是半懂不懂，同时还暴露了他的犹太人万事皆商业的思维定式。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每一次“大流散”（Diaspora）之后，整个民族只能以星星点点的犹太社群的形式寄生在不同国家当中，而寄生的方式就是商业。由于完全没有政治上的依托，犹太人最成功的寄生性商业模式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控制关键技术、金融和物流，让大家都依赖他们。基本上，就等于把其他人变成佃农。”戈德曼一定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中国不是西方式的霸权主义国家，也不是俄国式的扩张主义国家，那么大概就是犹太式的商业主义国家，因为除此之外在西方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控制世界的方式了。

在这个问题上，戈德曼代表了西方战略思维的极限边界。这也是为什么自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愿景之后，西方很多人一直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归根结底，在典型的西方式思维当中，任何一种不寻求控制和剥削、不追求一己私利的全球倡议，都是无法理解的。

戴维·戈德曼也是一样，即使他对于中国比其他人更懂一些，也仍然属于“西媒中人”，无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和局限。他的这篇访谈尽管有不少惊人之语，基本上也还是属于囿于西方式思维的自说自话。

读懂中国，讲好中国，终归还是中国学者自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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